小时候家里穷,我经常住在外婆家。
吃了晚饭,外婆点亮煤油灯,我和几个表弟就围坐到外婆身边,跟着她念童谣。煤油灯与外婆口中那些好听的童谣,便成了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外婆、外公和舅舅都有吸旱烟的习惯。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煤炭火堆旁,他们便各自在旱烟袋中拿出皱巴巴的烟叶,放在嘴里吸吮好一会,掐成小截小截的,再卷成小卷,装在烟斗里,放到燃着的煤油灯上,吧嗒吧嗒地吸气,接着一串串呛人的烟味就从他们口中呼出。
村里刚通电那阵,外婆装好旱烟,经常会拿着烟斗凑到电灯泡上去点火。老点不着,外婆就骂电灯不好,但并不只是因为点不着旱烟,主要是觉得用电灯需要电费不划算,且没有煤油灯方便。
村里的电是村民们东拼西凑地筹钱,用歪歪斜斜的木杆子牵了电线,才勉强引来的。因为没钱买变压器,电压不稳定,家家户户的电灯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条件好点的家庭,就安装低压灯泡,开关一拉,明晃晃的,照得人发白。一到深夜,电压恢复正常后,必须马上关掉开关,否则“砰”的一声就烧爆了。
这不怪外婆要数落电灯的不好。所以,即使通电了,外婆还是会经常使用煤油灯。
外婆家的煤油灯做得十分精致,圆圆的玻璃瓶,盖子上钻一个筷子粗细的孔,一根铝皮卷成的灯管卡在瓶盖上,从黑旧的棉絮上拔下一坨棉花,搓成均匀的长条,穿过灯管就成了灯芯。再往瓶子里装入煤油,用细铁丝拴在玻璃瓶颈子上,铁丝另一端弯成一个钩子,方便挂在墙壁的缝隙里。到了玉米收成或是烤烟烘烤的季节,时常需要加班干活,外婆家就到处挂满自制的煤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外婆一边剥玉米,一边细细地哼唱“正月里来正月正……”,从正月初一直唱到腊月三十。
外婆家住的是泥土砌筑的土墙房,墙壁上经常挂煤油灯的地方,被熏得黑黢黢一片。初中三年,我很多作业都在外婆家的煤油灯下完成,一不小心打瞌睡,额头上的头发就会被烧去一大撮,发出阵阵难闻的臭味,以至于前额的头发经常长不整齐。夜晚在煤油灯下做完作业,第二天洗脸不仔细,两个鼻洞里黑乎乎的,经常被同学们嘲笑。
在外婆家堂屋里,墙上贴有一张陈旧的奖状,是奖给“三八红旗手”周绍菊同志的。奖状证明了年轻时候的外婆是一个劳动能手,一个参加农村建设的积极分子。外婆没有读过书,识不了几个字,但是对我却很严格。每次读书、写作业到很晚,外婆总是在旁边安静地陪着,不时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在外婆家的煤油灯下,我背诵了很多古诗文,学会用日记描写外婆,用铅笔在纸上勾画她为我们缝补衣服的样子。
我有四个表弟,全部是外婆一手带大。冬天睡觉,外婆怕我们冷,会在睡前用一块毛布放在炭火上,烤得热烘烘暖和和的,包在我们脚丫子上。然后坐在床沿边,轻轻拍打被子,轻轻地唱:“幺妹乖乖睡,妈妈去磕碓,窠得半升糠,拿给幺妹搅面汤……”待被窝暖和了,我们都睡熟了,她才轻轻地脱下我们的贴身衣物,架在火上烤,用手一拍,衣服上的虱子掉到炉火里,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烤完虱子后,外婆又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长一针短一针地缝缝补补。
小时候在外婆家过年,她经常讲“三十夜的火,十五夜的灯”。除夕的晚上,她一定要把家中的火烧得很旺,全家人吃过年夜饭,围坐在火堆旁,就着煤油灯说话、打扑克,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才能睡觉,外婆说这叫“守田坎土坎”。元宵节时,她要把一盏盏煤油灯点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在不同的地方表示不同的愿望:点在灶台,希望灶火越烧越旺;点在用木条铺的楼上,希望老鼠不来吃粮食;点在牛圈边,希望牛儿越长越壮;点在菜园子,希望来年菜苗长势好……每到一处,外婆都要絮絮叨叨念上一通。
外婆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子,最远的地方是到十公里外的地方赶集。我小时候常给外婆讲,等我长大后要带她到很远的地方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1998年,我初中毕业,顺利考取县城的师范学校。进城读书那天,外婆哭了,辛劳一辈子都没有流过一滴泪水的外婆,伤心地哭了。也就是那年的冬天,天上还没有飘雪花,我正准备回去告诉外婆,黔西县城的楼房高大,满街都是黄包车在跑的时候,她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一辈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在守望中艰难度日的外婆,一粥一饭把我们喂养长大的外婆,走完了她朴实无华的一生。
外婆离开已经二十多年了,煤油灯早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每年春节,我和弟弟妹妹与表弟们都要去看外婆,在她的坟前陪她说话,用一盏长明灯,把她的“家”照得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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