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读书记

小学读书记

我以为今天会跟往常一样，被外婆塞进担子的一头挑着去下地，我已拿好了饭罐和水罐。

外婆用手指代替梳子帮我拢了拢鸟窝头，找出一个军绿色的旧斜挎包套在我肩头。

“校长，就收下这个孩子吧，我干活带着她实在是不方便。”

“孩子满七岁了吗？”

“到了，你看这个头。”

交了二十四元的学费，我就成了一名小学生了，那一年我六岁。

我一脸迷茫地进了教室，看见第一桌空着我就坐了上去。我懵懂地看着小同学们，耳边传来“嗡嗡”的读书声，就像置身在群蜂中一样迷乱。

四年级的表舅进来，丢给我半个柚子，看望我一下，就匆匆赶去上课了。

老师进来，揪起我目测一下，“这么高，坐到后面去。”于是，我坐到了最后一桌。离开第一桌时，还不忘把柚子带上。

上课了，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甚是无趣，就剥开柚子啃起来，把果皮扔在课桌之间的过道上。老师看了我一眼，把柚子塞到我的书包里，叫我下课吃。

过了一会儿，她发下一个小本子，叫我们写一个叫“a”的东西。我把铅笔捏得出汗，总算是凑满了一页像拴了线的气球一样的“a”。

上了几天学后，新鲜感就过了，我这匹脱缰的小马再也不愿意进学堂了。舅舅说，只要我上学，每天就能得到一到两毛的零花钱。不过，我被我舅舅坑了，多数时，我只拿到一角或五分。算了，不计较了，五分也是爱。

此后，

我成了学校小卖部的常客。以后再也没有过不想上学的念头了。自从有了零花钱，这上学也有个奔头了。

我的数学就是在小卖部自学的。比较大小，多少，轻重，诸如此类的，基本上无师自通，而且在实践中熟练运用。在一堆的小零食中，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梅子最大，眼睛一瞟，就知道哪块冰糖重一点。

糖豆球五分一个，花生糖五分两块，葡萄干一角一袋，瓜子五分一包，冬米糖一角一支……如果今天我有幸口袋时躺着两角钱，那我就有n种方法搭配着去买。想想我就乐得合不拢嘴，那一天的早读课，我必定读得最响亮。

我会挖空心思地取悦自己的嘴巴，却舍不得买文具。没有削笔刀。铅笔先在家用菜刀削好，在学校就借同学的削笔刀。上课时，铅笔粗了，在墙上磨尖。这工作得暗中进行，不能被老师发现。地板上是没法磨，那时，脚下是坑坑洼洼的泥地。

有段时间，我发明了自制铅笔，并风靡全班，以此为傲。取淡竹的小枝干，比圆珠笔笔芯要大，中有小孔，教室或垃圾堆四处搜寻来的断铅笔芯，选取长度适可的，插入其中即可。淡竹枝干随处可寻，绿色环保，取之不尽。断铅笔芯货源充足，二次回收，用之不竭。

我们学校的教室通风明亮，班级以小班制著称。学习实在不好的，或上课调皮的。下午留下，老师会一对一“重新讲解”。不爱学习的孩子们常说在教室学习是度日如年。其实不然，真正度日如年的地方是老师的办公室。

教室之间常有老鼠出没，泥石结构的墙面在老鼠的辛勤工作下打破了结界。中间置上空竹筒就可以和隔壁班通话了，我们班始终走在通讯科技化的前沿。我爱我的教室。

回头说说我的操场吧！操场呈不规则的半圆形，放假时杂草丛生。开学季，学校会组织一次大扫除，包括清理操场。每名学生要自带扫把和簸箕来学校。而我外婆家一直缺少农具，我根本拿不出扫把带到学校。老师就罚我去操场边缘拔草。细统计下来，我拔了好几个学期的杂草了。

一到农忙时，操场就被村民占用了，当成了晒谷场。一放学，孩子们挎上书包就到自己的晒谷地帮衬着收谷子。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村妇为了争得一席晒谷之地，双方面红耳赤地对骂，甚至操起家伙大打出手。也见过下雷雨时，邻里之间帮忙抢收稻谷的。小小的操场总是演绎着一幕幕人间杂剧。

那时，外婆村的小学没有正规的体育课。上体育课的时候，低年级的基本上是：女生“丢手绢”，男生“老鹰抓小鸡”。几个学期下来，我把“丢手绢”玩得出神入化。

学校只有一台像哑了嗓子的风琴，只能在办公室当摆设。我上一年级的时候，风琴再也发不出声音了。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就清唱教我们唱歌。虽然没有风琴伴奏，但我们的歌声是嘹亮快乐的。

小学的数学一直不好，到了三年级，上数学课更是如坠云里雾里。数学老师做的应用题，永远都以化肥厂为例。因此他被冠之为化肥厂老师。每当他开始讲应用题时，我的眼前就飘过一千辆运化肥的车子，“嘟嘟——，嘟嘟——”

一二年级语文老师是用普通话上的，到了三年级以上全用方言教学。用方言也有好处，语气质朴，还朗朗上口。至今我用方言背诵的古诗还麻溜麻溜的。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位师范刚毕业的帅小伙子老师，他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们竟不习惯了。

学习最痛苦的莫过于写作业了。别问我在干嘛，我正在码字。那时候，我已经在码字了：破破烂烂的作业本上，横七竖八地码放着我抄写的生字。

院子里的“奶头”阿公是半个阴阳先生。“彤彤啊，你这字怎么比我画的符还潦草？”他摇着头从我身边走过。抬头望着他，我一脸无辜。现在回头细想，那时我的字确实属于抽象派的，非知己不能看懂。

做泥瓦匠的堂舅一看，“这哪像个囡儿写的字哟！”

“这又不是你砌墙或打地基，我要这么整齐干嘛？”我的一顿抢白总是反驳得他难以回击。

写作业随性就好，挨到哪儿，是哪儿。我在长着青草的田埂上写，在邻居家的台阶上写，在光洁可鉴的捣臼边沿写，在祖屋的呈月牙形的门坎上写，在开着黄花的丝瓜架下写，在柴垛旁的矮墙上写……

有时，在厨房一边写作业一边顾着大锅里的猪食是否已熟。有时，在灶膛边烧火，作业本摊在膝上借着火光写。有时，在干着农活的外婆身边写，斜着眼看她把手中稻草搓成长绳。有时，守着鸡窝写，盼着能拾得一枚鲜蛋，就样晚上就能吃到一碗渴望已久的美味蛋羹。

如果哪一天，有人看到我规规矩矩地搬了小桌子、小凳子，一本正经地在奋笔疾书。那肯定就是，我正在补前一天的作业。

过年时，外婆会带我去庙里磕头，我乖巧地跪坐在软垫上。外婆从身后环住我，和我一起拜下。口中念念有词，无非是保佑我考中头名，保护我父母在外平安之类的。那时，我真的以为，只要拜了菩萨就会有好成绩。

几年后，我和小伙伴冲进庙里，偷了烛架上残存的红烛，收集了滴落下的烛泪。胆大的伙伴摘了“送子娘娘”凤冠上的“明珠”，我们还点起了蜡烛烧了一位“佛老爷”的胡子。谁叫他不保佑我考出好成绩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那时，学校还有农忙假，有十来天吧！小部分孩子会帮家里干活。忙假期间，父母长辈忙得黑天昏地，哪有时间去管自家顽童。大部分孩子神龙见首不见尾，用我们土话说——炮也轰不到他们，一个个不知道疯玩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

忙假势必会有一篇作文，我的开头常会这样写着：今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和小姨提着篮子去给农忙的家人送饭……许多孩子跟我一样，在作文中帮家人干活，帮忙做家务啦，拾谷穗啦，扬谷子啦，各种懂事乖巧勤快溢满字里行间。

在这里，我要重点记录一下我四年级时学校发生的一件大事。校舍两层，那时五年制的，楼下是一到三年级，楼上依次是四年级，五年级，还有两间是老师办公室。好不容易三级年结束，我上楼读书了，这意味着我不是个小不点儿了。有天夜里，学校附近的村民听闻一声巨响，第二天一看，我们学校的一间教室塌了，房梁的一边都倒下了。

村民说，老天有眼，是菩萨在保佑我们。如果大白天塌下，孩子就遭殃了。我火急火燎地赶去学校一看，塌的是我们四年级，并且殃及了五年级。再一看，不得了，那大梁正压在我的课桌上。

我摸着我的后脑，头还在，心里拨凉拨凉的。难道佛祖生气了，怪我烧了他胡子。终究佛祖是慈仁的，他只是吓我一下。村里好多人都去拜菩萨，一时间山上的小庙香火旺盛。我又被我外婆带到庙里磕头。

四天后，全校迁入村里祠堂。小同学们两人抬一张桌子，老师抬黑板，浩浩荡荡地举校大迁徙。女生青一色花花绿绿，男生青一色朴素寒酸，大家都土得掉渣。我们兴奋地抬着桌子，比有了新学校还高兴。

村里大祠堂又是村民的文化中心，搭有戏台。戏台前是摆席位的空地，再往前则是放祖宗牌位的神台。戏台左侧是大礼堂，右侧也是摆放席位的空地。祠堂两侧各有天井，还有一个大厨房。

戏台后面一间小厢房是戏子更换服装和放置道具的，那里就是我们四年级的教室，虽然光线幽暗，但还算遮风挡雨。厢房略呈长长的直角梯形，课桌间的通道极窄，不过我们好兴奋啊。

三年级的教室，一侧没有墙壁，一抬眼就是天井上空瓦蓝的天空。大礼堂做了二年级的教室，一角是老师办公室。这二年级挺倒霉，时时被全校老师监督。一年级的孩子在厨房上课，那个土灶台上放满了老师的教具和学生的作业本。他们教室还有个小隔间，还容得下一小队人跳皮筋。五年级就在神台前上课，他们的背后就是祖宗牌位。我常陪着同桌去找她五年级的姐姐。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毛骨悚然的感觉，就觉得好玩。现在想想真的是一阵后怕。

屋檐下，有人卖吃食，出了大门，就是村里的大广场，比我们原先的操场还要宽大平整，而且没有杂草。不愧为戏台和祠堂，吃喝游玩，布局合理。

下课了，我们一窝蜂似的涌出，趁别班没下课时，去抢了戏台上的场地玩。男生们则猫着腰在戏台下打纸板。女生们脚步轻快地在台上踩着木板嬉戏，男生们的头顶响过一阵踏步声，细细的粉尘扑簌簌落在他们身上也毫不介意。他们为透过木板夹缝能窥见女生穿着鲜艳的棉袄一闪而过的身影，而乐此不彼着。

只可惜，新校舍落成后，我们只得搬离祠堂。离别时竟依依不舍起来。

到的五年级后，校长跟我们说镇上的初中今年只招两个正式的班级。升学考达不到分数线的学生，除了学费外，还得另缴二三百元的外加费，而且只能上计划外的慢班。

到了五年级了，对于学习我突然上心了，卯足劲儿用功。如果我达不上分数线，就game over 了，真怕会进化肥厂当小工。我拼了，省钱使我去推磨，其实真正原因却是为了那两三百元。

成绩下来那天，我竟超出分数线四十多分，成为班级里唯一考上初中快班的女生。班主任叫我外婆拿户口本去报名，老师一看，惊愕不已：“怎么比大家都小一两岁呢？”

外婆一脸骄傲：“我家囡囡就是个儿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