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缘

      写这篇文章时，选题目遇到了困难。

      五十年前，在故乡的那六个月，究竟应该说是乡情，是乡愁，还是乡怨？几十年来，那种浓浓的乡情，悠悠的乡愁，淡淡的乡怨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一切都因缘而起，因情而生，交织在一起的那些思乡的情愫，逐渐地转化成一种对故土的眷恋，又很快把我带回到那早已逝去的岁月。于是，最终我选择了“乡缘”这个词来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有缘才有情，才有愁，也才有怨。提笔写来，首先怀念那些爱我、帮我、容我的亲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已经离世，可我的这种发之内心的感激之情会永存的。

      因为时间，因为年代的记忆，因为准备留下的陈迹，只好放下写了半截的2017年自驾游记，先写这一篇吧，想让它在12月18日那天面世。

一

      1967年夏秋之交，晋城地区的武斗开始升级了，死人的事由最初的一个，两个，渐渐地多了起来。两派相互之间的攻击，冲击，殴打，直至致死的消息每天都在相互攻击的高音喇叭中传播着。只要一听到这样的开头语，“抗议！抗议！强烈抗议！”接下来就必定会是死人的消息传出。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争论是非了，那就是一场典型的腥风血雨中的群众斗群众。

      人们在期盼和平，在期盼着政治解决。1967年10月31日，时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和革委会主任的刘格平来到了晋城。绝大多数的人以为这是解决晋城地区问题的最重要的契机，以为晋城地区武斗平息在望了。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后来被称为“刘未老”的老先生政治上根本就是个弱者，是个糊涂虫。在“军阀”面前，在张日清、谢振华，甚至在武天明、李英奎面前都是个草包。刘不来还好，原来很多人躲在幕后还顾及点脸面，刘这一来，那些人就直接从幕后走到台前，晋城地区的两派群众武斗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些问题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有不少人用不同形式记载了那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自己去找找看吧。

      说回我自己吧。进入11月，我家住地的四周形势已经完全变化。原来还算是中间地带或者说是缓冲区，现在已经完全被对方派别所占领。兄长是无法在家呆的了，哪怕是一会儿都不可能，对方一派已经放出话来，抓住他只有死路一条的。父亲说兄长已经和一位同学回农村老家去了（这位同学后来在晋城市大名鼎鼎，退休了都风头出尽）。我属于那种可抓可不抓，想抓即可抓的人了，随便哪一天某个人一提议就会来家里抓走的。尽管当时我还很小，可我们班里已经有同学被殴打致死了，还能说你还小，那行吗？

      父亲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母亲则每天以泪洗面，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藏在自己家的楼上，那不就是自欺欺人吗？想抓你哪有进来问几句就走的，藏在楼上其实和没有藏是一样的，只不过求得一个自我心理安慰而已。

      每天在死人，枪声炮声每天晚上格外渗人，高功率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时而播送着“捷报、捷报”，时而播送着“抗议、抗议”。毋庸讳言，捷报基本上就是对方那一派死人了，而抗议也就是自己这一派死人了。

      进入12月，古矿在大十字陈尸数日的消息使得家里的安全度急剧下降，万般无奈的父母想到了把我也送走的办法。可送到哪里去？怎么送？这一连串问题都无法解决。

      父亲提出送回沁水农村老家，父亲的理由一是沁水小县，派性不会那么强，我又不在沁水长大，认识的人很少。二是老家亲戚较多，换着来住，伯伯叔叔，姑姑舅舅，虽然家里困难，轮流住开也就会好一些，不至于给人家带来多重负担。母亲则以为我太小，没有离开过家，沁水农村生活条件太差等等。不过我还是同意了父亲的意见，与其提心吊胆地这样在家里藏着，不如就回老家去躲一躲，试一试。

      可怎么回去呢？全面武斗早已导致所有班车停运了，省运（全称是山西省运输公司晋城公司）早已成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前线作战指挥部。那时不像现在，除去省运、县运，再没有其他任何能够运输的单位了。也就是说，要想回老家去，只有步行。可步行又有两大困难，一是距离太远，将近200华里的路程，这么远的道路我从来没有走过，何况自己从小脚上就有个毛病，每到冬天就会复发。二是没人相随，把我一个人放出去那简直不可能。于是尽管每天都提心吊胆，可这个方案没有可行性，也只好暂时搁置。

二

      说来也巧，没有想到的一起突发事件给我带来一个机会。我母亲有一个远房亲戚，一位叫善芝的大姐，因为他叫我母亲为姨，所以我们就管他叫姐。因为年龄不太搭，叫起来都不好意思。我这个姐夫是一位军人，正团级干部，大约就在文革开始的那一年转业了，因为级别较高，沁水根本无法安排就转到了晋城。转业干部低配是个惯例，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找，就被安排到晋城县刚刚成立的建设银行任行长。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实行的是大财政，也就是说，财政、税务和建设银行是一家。财政管全盘和支出，税务管收入，建行管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和投资管理。建行和财政分开要稍早一些，大概是1965或者1966年。因为当时就是名字叫个银行，并没有多少金融功能，所以其实也就是县财政局的一个股而已。后来分出去成了独立单位，级别是高了一些，但工作性质和人员配置一直维持了很长时间没有变。也就是说，当时的建设银行可能也就是三、四个人，最多五个人，因为我后来参加了工作，在二五四处时经常和建设银行打交道，一直到了1978年还不过七个人。

      我和这位行长姐夫并未直接打过交道，一是当时我还小，还是学生。二是有母亲在，很多事情都是母亲出面处理。两家的来往一直延续了多年，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那位姐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都不是太清楚。她的一个女儿叫张丽霞，在建行工作，我最初进入股市时因为她负责这一块才有了再次接触。

      话说回来，我的这位姐夫本来身体可能就不太好，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在1967年的12月不幸病故。当然我母亲要去帮忙料理丧事，从而得知，即使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从沁水老家还是派了两个代表来晋城参与办理后事。应该是姐和姐夫两家各派了一名主要的亲戚，步行来到晋城的。办理完毕后自然两个人还要步行回去，这就成了送给我的千载难逢的好事情。有人可以和我同行一块回沁水老家了，何况还是亲戚。

      父母商定后征求那两位亲戚意见，只说是同行捎回沁水老家，到了沁水城里我就可以找到我舅舅家了。这两位亲戚一位超过五十岁，另一位还不到五十，看上去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这样的事情也不会给他们增加什么额外负担，也就非常爽快答应了。

      具体办丧事的时间我不记得了，可双方商定的启程出发的日子是12月18日，也就是五十年前的1967年12月18日。

      步行二百多里回沁水老家，若不是在那种特殊的形势下是绝对想都不会去想的事情。前面说过，我根本就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能不能坚持下来还真的说不清。那两位农村亲戚来时时间赶得较紧，起早搭黑用了两天时间。说到和我一起回去时就表示，如若不行，就走三天。第一天走到周村或者北留，第二天走到芹池，第三天就肯定可以到沁水城里了。

      万般无奈，父母才被迫做出这样不可想象的决定，倒是我自己反而傻乎乎的，只要能离开晋城这块地方，走就走吧，心想也不带什么东西，就一个人，吃点苦也不算什么。

      有了同行的人，定下出发的时间，父母亲就开始显得更加焦虑起来。父亲不仅担心我的脚，担心我走不回去，更担心路上不安全。念念有词的是，咱不要在家里没被人家抓走反倒送上门去让人家抓了。而母亲就反复给我计划在哪里住几天，在哪家注意啥，冬天天冷，老家没有煤炭，过冬很冷很冷的。谁家家境稍好一些，谁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甚至连在哪一家最多住几天都帮我计划好了……

      说多少也没有用，晋城这边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12月又发生了炸毁邮电大楼的事件，没有犹豫的余地了，困难再大也得下决心走了。

三

      那年12月18日，也是个阳光晴朗却干冷干冷的冬日。母亲早早去把那两位亲戚接到家里，和我一起在家里吃过早饭，千叮咛万嘱咐的，把我们送出家门。就是家门，大门口都不能去，人一多就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父爱是是伟大的。父亲由于文化程度太低，工作压力又很大，担任县银行信贷股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从1958年开始，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下来。也是少年出力太多，也是中年压力太大，支气管炎加哮喘，在当时就是非常难以治愈的顽疾。于是几乎每年的秋冬之交父亲都要住一段医院，已经成为我儿时记忆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大冷天，冒着凛冽的寒风，千万个不放心的父亲陪着我们三个人出城。那两位亲戚穿着没有问题，本色打扮农村人，我呢？母亲费劲心机，找了一条很久很破的围巾从头上勒下，既可以保暖护住耳朵，也可以遮住我的半个脸。一件很普通的中式外衣套在一件并不太厚的棉衣上。那时的棉衣都是自家做，小的时候家境不好，还经常冬天絮上棉花当冬衣，夏天抽掉棉花做夏衣。其实棉花也没有，就是些反反复复的套棉，很不暖和。

      父亲的身体冬季是不宜多出门的，我清楚地记着他穿了一件套着棉衣的中山装，戴着一个口罩，背着手走在我的前面。那伟岸的身影至今刻骨铭心。两位亲戚是给我父母保了证的，一定顺利带我回去，让他们放心。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我们从朝阳街出来，沿着墙边往西走，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所以突然有了三五个人就很显眼。我们匆匆穿过南大街走进对面的铁窗巷。铁窗巷比朝阳街小了许多，感觉也就安全一些。走过铁窗巷后再往西，对面还有一条叫做青龙巷的胡同，现在这条小巷应该还在，但不知道改名了没有。那时的这条胡同又窄又长，西边就一直通到西关大队农民的菜地里。菜地边上有一条小道，向北可以走到西大街上，穿过西大街后往西再走就是晋城有名的景德桥了。过了大桥往西不远就是那时的晋候路了，所谓晋候路就是晋城通往侯马的公路，是我们回沁水老家的唯一一条公路。后来这条路延伸到黄河边上陕西的韩城，于是才改为晋韩路。

      这是当时我们出城的最安全的一条通道，也是父亲一直坚持把我们送到晋韩路上所走过的道路，至今历历在目。一路上两位亲戚数次推辞不让我父亲送了，父亲以他们不熟悉道路为由坚持送到这里。冬日的阳光，在上午九、十点的时候还是有点暖和的，父亲一再叮嘱两位亲戚注意安全，和我就说了一句话，“要听话啊”，我说了一句，“大，回去吧！”（我们沁水老家对父亲的称谓随了陕西，随了晋南）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晋韩公路上没有车辆，没有行人。我回头看见父亲还伫立在那里看着我们离去，那时太小，不懂事，无法体会父亲当时的心情，远远地招招手示意让他回去吧。

      再往前走一段路，就是道头村了，村边偶尔还会有一两个人影闪过。可过了道头村，整个视野范围内看得见的晋韩路上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的身影了。

      在家时问过了称呼，我叫那位长者应该是表哥，可年龄差距较大又不是近亲，我母亲说就叫表叔干脆叫叔叔吧。另一位既然同行，年龄也不差多少，就也叫叔叔好了。而且还说好了，若有人问起，就说我也是从沁水一并过来办丧事的。路上两位亲戚话也不多，走上十几步说不上一句话，直说知道叫我“毛孩”了，几乎没有什么其他话可说。

      从道头村到山口这段路我是走过的，那是在一中读初中时来这里的伊后山上种树，几个同学作伴，找来自行车当作交通工具。骑上车子感觉道头村到山口并不太远，可今天步行起来，又是在寒风里，路上连个鬼影都不见，还真是很长很远。

      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母亲只给我带了一个很小的包袱，包袱里我只记得有一条外裤也是穿过的很旧了，一件外衣稍新一点，母亲说真的要是过年回不来就穿上它过年。其他还有什么我不记得了，我自己就拿了两本书，一本是那种精装的中国地图，另外就是一本四角号码字典。这种字典现在已经都没人用它了，也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用过。去年到鲁村西黄石的一个老同学家里玩，这位老同学就到现在还在使用着一本已经快要翻烂了的四角号码字典。而那本地图也是有故事的，也是很有必要在这里记载的。

      高中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学校安排部分学生去图书室帮助整理图书。因为图书室是新建的，从原来的旧图书室搬过来的图书再行分类整理是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靠一个图书管理员是很难完成的。那时晋城一中的图书室藏书还是很多的，当时的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叫做李长有的老师，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为人十分谦逊，待同学们都很好。同时他对所从事的图书事业简直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扑在上面。文革武斗，他做到了人在图书在，和一中图书室共存亡。由于他的坚持，不论是哪一派占领一中，他都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以后来遭到一派群众组织的迫害致使其失明，再后来，这位李老师是怎样去世的，知道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参与了那次帮助整理图书，对我这个自幼就喜欢地理的人来说，在整理中就发现有几套精装本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一套两本，应该是建国后地图管理机构特别印制的，16开本的那种，深蓝色的硬皮加上烫金的书名，简单一翻，爱不释手。显然这样的书籍应该是属于藏本，一般不外借学生阅读的。我记得我就问过李老师可否借阅，他笑笑回答我说，这种书是不借给学生的，老师借也一般不允许带走，只能在图书室里查阅。

      文革开始后，学生斗老师，李老师自然也难逃过，只是该斗你就斗，斗罢了他依然回图书室看他的图书。后来武斗开始了，有些人就借机找李老师的麻烦，甚至还发生了一次抢夺图书室的事件。但是责任大如天的李老师不屈不饶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哪怕是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哪怕是死了十数人的战火中，他都一直坚守在那里。

      也就是在发生了那次抢夺图书室事件之后，有一天，我又到图书室去看报，李老师看到我后，悄悄地跟我说，你不是喜欢那本地图吗？你来借吧，总比被抢走或者被烧掉好多了。我很高兴，李老师拿出一套两本地图书，因为不便在借书记录上写，我便用白纸写了一张借条：今借到，一中图书室中国地图一本。我和李老师说，我先借一本吧，看过后我再来借那一本世界地图。李老师当时好像是有点不太高兴，我想他是想让我一次借走这一套两本地图的。

      地图的事扯远了，可就是这本中国地图，陪我在沁水老家度过了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学习和汲取营养东西的整整六个月。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调换了工作，我担任了领导职务，这本书都没有离开过，时不时地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最最最遗憾的是家里的那次失盗，丢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这本宝贝书籍也被盗走了，我因此痛苦了很长时间。

      走过山口，就是顺着西窊岭那弯曲的盘山公路上山。据说过去的人步行是不走公路的，主要是公路修建时考虑车辆爬坡能力绕的比较远，他们是走山路，往西翻过一座叫做二十里铺的山头，翻过去好像就是东沟，能省不少路。可我们一是不知道路，二是两位亲戚又怕走山路我更加吃不消。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两位叔叔是每人柱着一根棍子的。显然，那种棍子就是临时弄来帮着行路的，也只是手握处略显光滑些。一走开上坡路，路两边也都是些杂木小树林，那位年长一点的叔叔说，“瞅着点，看有没有一根合适的树枝什么的，让他当棍子柱着”。又走了一段，那位稍微年轻一点的叔叔在路旁发现了一根别人扔下的树枝，因手头没有别的工具，就用脚帮我把太明显的叉枝去掉，让我先临时用着。他还说了一句，路还很长，用得到的。

      后来工作了，西窊岭坡的公路我乘车又走过了多次，每次走过都会浮现出当年我们三人步行的场景。

      那时都没有手表，路上也没有行人，我们也抱着走到哪算哪的心态，所以说走的不疾不徐，我想还是两位亲戚照顾我是主要原因，因为我自己都感觉走的有点太慢了。其实当时心里更主要的顾虑还是我的脚，心里暗暗念叨，千万别影响我们的行程呀！

      只感觉走了很长时间我们才爬上了西窊岭坡。走到坡顶往北有一段平坦的道路，刚刚走了坡路，一下子看见一大段平路，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三个人的脸上都显示出一种轻松。

      就在这时，就在这段路上，一件意想不到几乎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发生了。

      眼看就走完了这段平路时，突然后面传来了一声响亮的汽车喇叭声。路上并无行人，应该是汽车爬坡拐弯时司机下意识的打了一声喇叭。听到这声喇叭声，那位年长的亲戚一下子高兴了起来，他说，有汽车来了，咱们拦拦看能不能捎上咱们。他一边说，一边把捂在自己嘴上的毛巾往下扒。他说，你们都不要说话，我一个人去说，就是祷告也一定要让他捎上咱们。我知道他说的“你们”实际上主要是指我，只要我不开口，就不会暴露我是晋城人，再加上我那时候个子很小，很像个半大小孩 ，不会引起注意的。

      很快，汽车过来了，那位叔叔几乎站在路中央招了招手就很快跑到司机一侧。也许就是一个好人，也许是一路上没有看到一个人也感到寂寞，车子慢慢停了下来。那位叔叔迎上前去，满脸笑容地正准备说话，车里一个声音传出来：“去哪里？”“沁水，沁水”，叔叔的声音有点激动。这时车上副驾驶位上那位看起来是领导的人开口了， “去沁水做啥？”我们三个人同时惊呆了，原来传出来的竟然也是沁水口音。我那位叔叔就立即跑到这边，笑容满面的和那位沁水口音的领导说着县建行张行长去世，我们来办丧事，现在返回等等。那位领导就没有等他啰嗦完，看了一眼我们俩人说，“就你们三个人”“是的是的”“上车吧！”

      这一声“上车吧”简直如雷贯耳，简直喜从天降，我们三个人都有点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什么他乡遇他旧知，什么金榜题名时，什么洞房花烛夜，那一刻对我们来说，这才是中国出了个大救星。

      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扔掉了手中的棍子，迅速地相互扶携着爬上了汽车。一辆大卡车，车上有两个箱子，有一块叠在哪里的厚帆布。只听见司机房里那位司机叫了一声，坐好了啊开车了！车子就迅速启动了。

      车上的箱子在两边放着，那位叔叔想去推一下，但感觉纹丝不动很重很重，于是三人就把那块厚厚的帆布拖到紧靠驾驶室的背后，三个人将就的挤着坐下来。车子颠簸的很厉害，速度一快就感受到冬天的冷，我们都把原来围在脖子上或头上的围巾取下来包在头的后面，倒座着后面的冷风真是吹的人受不了。可天虽然那么冷，心里却一点冰冷的感觉都没有，满心的欢喜是我们终于坐上车了，不用步行那三天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回到沁水了。那位叔叔给我们讲了他和那位领导交流的说法，那个人还问到我们和建设银行行长的关系。后来我想，之所以愿意让我们上车拉上我们，首先那位领导也是沁水人，老乡见老乡吗。其次一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人毕竟是群居动物，总是人多一点好些。三是建行行长去世来办丧事也可能使他有了恻隐之心。总之不去想他了，反正我们是坐上汽车了。

      冬天里的卡车上，穿着都不是太厚的我们三人挤在一起取暖，路又是非常颠，有时真能把你从车上颠起来再把你重重地摔下去。我们一方面挤在一块取暖，另一方又得用手紧紧抓着卡车的车帮上任何可以抓紧的地方。我挤在他俩中间，一只手紧紧抓住驾驶室后面的后视窗外面焊着的钢筋，稍微细一点还比较好抓。但就是天太冷，一只手抓一小会就得换另一只手。即使很冷，即使很颠簸，即使车后面扬起来的灰尘也还很大，但我们坐上了车的高兴把这些自然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大概不到两个小时，汽车就到了阳城，车子直接开进了阳城汽车站。我看到了背着枪的人出出进进的接待着那位领导，显然至少是能管了省运的造反派头头。停车后，那位领导对我的那位叔叔说，我们在这里办点事，大概一到两个小时，你们不要走远，最好就在汽车站里面等着，车上也太冷。可我们心里不放心呀，虽然阳城汽车站里出外进的人要比路上多一些，但还是怕人家突然要走把我们丢下怎么办，好不容易挣来的机会。于是那位叔叔说，我们不下车，不离开车。我先去趟茅房，我回来你俩也去一趟茅房，这样一来不怕人家要马上走把我们丢下，二来路上也无法叫人家停下车来让咱上茅房。

      那位领导和司机被接进汽车站办公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肯定是吃中午饭和休息了。我们的午饭就是家里准备的路上吃的干粮——火烧。一人一个火烧，大冷天，那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喝水的需求，我们也没有热热火烧的条件，一个人啃一个火烧，心里还是甜丝丝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步行了，带的干粮也不怕不够吃了，同时还要要省去找地方住两个晚上的麻烦。

      那两位叔叔是非常老实的农民，他们不太关心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我却注意到背着枪的省运的工人，注意到他们呼来喝去声音中在说些什么。因为我们是坐着他们领导的车过来的，自然也不会对我这个其貌不扬的小男孩产生任何怀疑的。

      他们离开了多长时间确实无法计算，反正时间比较长，按在学校上过课的时间估算，我感觉至少也要有两节课的时间。接他们的人叫来了四五个人把车上那两个很沉的长方形木箱子抬走了。到那时以前，我根本也没有接触过放枪的木箱应该是什么样子。后来看电影电视再回到我的回忆里，应该说他们搬走的是两箱枪。当然，我也没有亲眼看见，只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那么沉重的感觉得出的结论。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非常小心地坐在车上，把那块帆布垫在下面，靠着驾驶室后面的铁架子，在冬日的阳光下，在还算暖和的阳光下傻傻地等待着。

      终于等回来了，来送行的人把两件棉猴大衣扔给我们，那位领导说，天就要冷了，你们挤一挤吧。在车子离开那一刹那间，我听到一句称呼，“再见，裴总指挥！”

      裴总指挥，我一下子脑大了起来，莫非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晋城一派群众组织的副总指挥裴某某。我毕竟也是晋城文革运动的参与者，裴某某的大名我还是早就知悉的。突然我开始有点害怕，也正好两件大衣也不够一人一件，那两位叔叔就把我夹在中间，用两件棉猴大衣盖在我们三个人身上。想到刚才听到的那一声，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更小地更隐蔽地把自己藏在了他们俩人中间。

      汽车很快开动了，阳城通往沁水的路没有这边好，弯大坡度也大，这样车子颠的没有前面那一段厉害，可因为弯多车子甩的更加厉害了。不过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也紧靠在前面，感觉还不要紧，只是后面滚起来的灰尘要比晋城那一段厉害的多。后来很多年我才知道，当时晋城到阳城已经铺了简单的水泥公路，而阳城到沁水则还完全是土路。

      路上没有再停车，冬天天又黑的早，走到哪里了他俩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只觉得汽车要比上午开的快了许多，车子颠波震动的声音更大了。

      到了沁水汽车站门口的时候，天早已黑乎乎的了。下了车，叔叔带着我俩去感谢那位领导和司机，人家很不介意的说了，快回去吧，天太冷了，快回去暖和暖和吧。

      那位年长一点点叔叔家在县里，另一位还在农村，今晚得住他家明天才能回去。他们问我能找到东关吗？因为我要去的第一站，也就是我最重要的亲人东关舅舅的家里。我原来是能找到的，但现在天已黑透了，真的还一时弄不清东南西北。

      那两位叔叔一边说，一边陪着我往东走了一段路，过了一座桥，看见一片河滩，河滩的北面有几座院落。

      走到一个胡同口，我突然记起了路，我说到了，好了，我自己走吧，两位叔叔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太小了，也没有那样的环境，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出来。

      冬夜里，我看着两位长我许多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帮了我一路却并非什么真正亲戚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冬夜里。

      那个社会很贫穷，那时生活很简单，那种人生很艰辛。此时的我，用饥寒交迫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四

      当我推开舅舅那座小小窑洞的门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舅舅、舅妈两个人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过了很长时间几乎同时发出一样的惊叹，“妈呀，这不是毛孩吗”。一个灰头土脸，衣着不整，狼狈不堪的孩子，使得亲人们都无法一下子认出来。舅舅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舅妈拿来笤帚把我拉到院子里扫了起来，一边扫一边说，“看把娃兮荒地”（老家土话，大意是可怜）。我也想哭，但不能哭，那是原来就想好的事情，绝对不能哭！

      因为，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将是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长达六个月的“寄人篱下”。本来都是亲戚，都是亲人，主观上谁也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我不应该这样想，亲人们也更不会那样做。可客观呢？就是那样贫瘠的生活条件，就是那种特殊的社会氛围，在绝大多数人都填不饱自己肚子的前提下，突然出现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什么也不要说，就一个吃饭问题就会使得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关系变形、扭曲。

      作为回忆，作为历史，我还是想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生活，还是想客观地表达自己对那六个月生活的种种感受、体验和历练。生活使我长大，简单的生活形式中人情亲情并不简单。可说起来又长又啰嗦，我想还是分开点类别，挑选点重点记载下来为好。五十年过去了，现在记忆力尚可，若不抓紧时间，一旦开始健忘，那就想写也写不出来了。

      先按时间顺序说一下吧。在东关舅舅家住了14天，我是元月2日，那已经是1968年了，一个人沿着河里的路走回我的农村老家南沟大队瑶沟小队，也就是瑶沟村的。城里回瑶沟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翻过一个叫作“松山岭坡”的小山头，这样近一些，也就六、七里路。还有一条就是绕一点沿着南河往上走，就是我当时所走的路，大概十里多一些。现在回老家的公路就是在原来沿河边的道路上扩建而成的。1968年过春节是1月30日，也就是说春节前我就一直在瑶沟住着了。父亲弟兄三人当然是大伯说了算的，但因大伯常年在城里工作，也许是大伯和二伯有过商量，当时的情况也只有住二伯家里了。当然可能还有点别的原因所在，随后也许能说到吧。

      这个腊月里，人们忙着过年，即使非常寒酸，即使非常简陋，中国老百姓的韧性就是如此般地坚强。

      在那个年月里，由于农村实行的也是集体经济，农民种的粮食分配权和使用权都不在自己手里。幸幸苦苦劳作一年，每个人分五斤麦子，知道五斤麦子是什么概念吧，就是按照当时的国家标准85面来算，一年分到一个人头上也就四斤多一点点，若再按月里平均，一个月四两白面，那生活是怎么过的，想想恐怕都很恐怖，很艰难。

      还说咱自己吧，大年初二的早上，二伯把我叫到他跟前说，你娘娘（就是我二伯母，老家就这样称呼）给你准备好了东西，今天你去东关你舅舅家一趟，明天去你王庄舅舅家一趟，咱不能丢那个人。既然回来了，有我在，这两趟亲戚你就得去走走，不然别人会说我们闲话的。二伯的话很严肃，并且还提出你若感觉不方便让亮亮（叔伯弟弟，二伯家的老二）陪你去趟吧。

      那时有什么呀，用白玉米面蒸的馍馍我记得是12个，放在一个圆斗里。舅妈留下了四个，又把自己家的馍馍放进了两个。后来我知道了这是正当礼节，可在一旁看着的舅舅竟然又把拿出去的那两个馍馍重新给放回我带的圆斗里。舅舅没有说话，舅妈也没有反对，无言中的亲情我很快就感受到了。

      初三去的王庄舅舅家，王庄两个舅舅。老大太老实，可大舅妈很厉害，是个早年入党的农村妇女干部。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如果有人来村里抓我时，大舅妈高声说，只要我在，看他谁敢抓走我的外甥。其实也就一句话，人家真要来抓，你一个早就过了气的妇女干部能顶个啥用，我心里是清楚的，但依然非常感激这位大舅妈。小舅舅是小队长，还喂着队里的牛，为人处事都比较大气仗义，算是威望比较高的那种人了，可小舅妈就老实的多了。我好像记得也是拿了12个馍馍，大舅二舅每家留了两个并把自己的放进去一个，也就是说12个变成10个，我这过年亲戚就算走过了。这天，两个舅舅家一致同意让我过几天来王庄住一段。

      过了破五，我就来到王庄舅舅家住，睡觉是在大舅家里，他家房子宽裕点，吃饭就是一家一天。大舅家有个儿子还小，三口之家再加一人负担也是突然加大了。小舅家有一儿一女，四口之家再加上我，也不是很好对付的。在我的记忆里，即使是正月，即使是过年，米汤、菜饭、米粸也是主要饭食。

      也就住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大伯一次见到二伯问起我这几天在哪里，二伯说在王庄住了半个月了吧。大伯有点生气，快去叫他回来，哪还能在人家那里住那么长时间。

      大伯当时有工作，在城里红卫中学任炊事员，家里的事大事管管，小事基本上是二伯说了算。于是二伯叫亮亮来到王庄叫我回去，大舅二舅也没啥可说，送出村口说过两天再来住吧，都分开点住才好。这是大实话。

      回到瑶沟，过了年了人也熟悉了一些，在大伯的大儿子家吃饭的次数也逐渐多了起来。大伯的七儿子在外当兵，媳妇在家，也叫着过去吃过几顿饭。二伯家的大儿子成家单住了，但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生活困难极了，我就没记得我那嫂子家的炕上铺过什么褥子呀之类的东西，无论冬夏，就是那种像油布似的东西，孩子们就在上边随便滚爬。偶尔去他家也吃顿饭，我看到眼前的一切，心里感到无限的愧疚。大娘（大伯母）一个人在院子后面住个小家，大伯很少回来。那年正月，我还跟着大娘回了一趟他阳城的娘家。

      沁水县很特殊的地理划界，我们村属于城关镇竟然和阳城县搭界。步行上山向南，大概不到二十里地就是阳城县，我只记得我大娘的娘家村叫董王沟村。大娘是小脚，我扶着大娘步行差不多走了多半天才回到董王沟村。大娘的娘家还算不错，按照阳城当地的习惯，一天四餐，白天三餐都是稀饭，各种各样的稀饭，有放菜叶的也有像现在的糊糊的，但晚上那一顿是好饭，要坐油锅炸很多好吃的。哪怕是玉米面，哪怕是柿子和上面炸丸子，总之，一过油的东西就好吃了许多。大娘一再说明我是晋城人，很不容易回来，其实也就是想让她的娘家人尽可能地用些好东西来接待我。老实说，也就住了两个晚上，那时的感觉还是真好。后来我知道了，那个村距离沁水近但离阳城要远很多，算是偏远地带，所以县里乡里的征购任务呀什么都少一些，老百姓的日子多少就要好过一些。再则那个村还有个小煤窑，基本上是臭煤，也就是烟煤，可有时也能碰到点香煤即无烟煤。小煤窑是老百姓自己开，说是有了上百年历史了，我们村和沁水靠近的几个村以及阳城附近的老百姓都靠那点煤冬天取暖。说到这里就得交代一句，在我们村里普通人家都是用柴火烧饭的，煤一则贵，二则远，快过年了，小伙子们担上一担箩筐，两头一起也就五十斤，走上四十多里山路，过年烧几天煤火而已。

      去阳城挑一担煤，卖到杏峪河几个村里，然后再换成几块砖挑回。来回大约五十多里路，一天一趟，我后来才知道，父亲就是用这种办法解决了自己修房子所需要的前墙外砖。我们老家太穷了，能修起全砖房的少之又少，只能前墙和四梁八柱处用点砖，其余地方都是土坯。

      在老家最大的收获，就是弄清楚了我们家里的亲人辈分、长幼以及内外的亲戚关系。我父亲同辈三兄弟两姐妹一共五人，兄弟排行父亲第三，兄妹排行第四，也就是说他有姐妹各一人。遗憾的是我的大姑早年病逝了，可我的姑父还健在，他是给生产队里放羊的，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家里有两个儿子，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可并未一个成家，想一想三个光棍的日子都很艰难。可姑父是个很仗义很讲道理也很爱面子的人，侄儿回来老家，姑姑不在了姑父还在，再困难也要接我过去住几天。于是出了正月以后我大概在姑父家里住了十天左右时间。姑父的大儿子有点智障，二儿子很聪明，年龄也我和我接近，对外面的社会也很有兴趣，这样我俩也就很谈得来，住得惯。姑父吃了早饭出门上山放羊，我和那位二哥在家里自己做午饭，很简单，小米饭为多，煮好小米稀饭，再热点自己做的酸菜就可以吃两顿。在姑父家的那段日子生活艰辛但心情愉快，一是姑父待我很亲，嘘寒问暖的，二是和那位二哥处的很好，聊了很多我知道他不知道和他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姑父还有个女儿，也是命不好，一是早早没了娘，二是嫁给了一个书生，他自己都根本就没有在农村生存的能力，更不要说还要养家糊口了。因此我这个姐是我们这一大家也就是父辈兄妹五人的子女中过的最差的一家。可就这，还必须让我去她家住上几天哪怕是住一晚也得去，否则就感觉对不住长辈，对不住族人。我也只能应允，非常勉强的在她家住了一晚，吃了三顿饭。居住的条件和所吃的东西我不想在这里说，多少给共产党留一点点面子吧，他们治下的人民生活得太苦太苦了。

      我的小姑姑嫁的较远，距离我们村大概要有十五里到二十里路，反正步行过去基本上是一上午或一下午。父亲和小姑姑年龄最近，所以俩人关系也最好，而就家境而言，在沁水老家我父亲这边的亲人中小姑姑应该算是最好的了。姑父是个教师，有点固定收入，小姑姑和大女儿也都会做些手工。杏峪河畔的石堂村平地较多，还有个河滩，方圆十几里算是个最好的村子。在小姑姑的安排下，我过她那里住基本上就是农历的二月底快到三月了。老话讲，姑姑亲是辈辈亲，第一次就至少住了一个月。姑姑家有姑姑家的不方便，姑父教书在外村不回家住，而姑姑五个女儿加上姑姑全是女的，突然住进我这么个毛头小伙会给人家带来很多不方便的。姑姑用柜子给我隔开了一个小床，姑姑家里的油灯不仅亮还基本上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我晚上躺下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说这里的白面比起老家瑶沟多的是以倍记。因为在我们瑶沟基本上是没有白面可吃的。差别这么大，当然我就想在这里多住了。

      进入农历三月，春耕春播春种开始了，我不是生产队里的人，自然不会给你安排农活。我就只能做点家务活儿，一来帮帮大家，二来就可以相对有点面子的混碗饭吃了。随着时间的逐渐延长，帮着铡草，推碾子，推磨子，当小工做点泥水活等等就自然而然了，甚至渐渐都有了预约。“毛孩，明天过来给我碾点米吧”“毛孩，我这里有几捆草，哪天过来和我一起铡一下”“帮我推一天磨吧”等等。当然了，在谁家干了活，至少也就心安理得地在他家吃上两顿饭了。

      后来母亲回来还带着我前往县城东面叫个马邑的村子，那是我一个姨姨的家里住了三、四天。这个姨姨和我母亲是姨姊妹，处的很好，家境也还不错。

      住的顺序基本这样了，不可能准确地记住谁家几天了，但住了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怎么样，至今也是无法忘掉的。

五

      民以食为天，一米度三荒，只有从困难时候，从吃不饱饭的年代过来的人，对这样的俗语才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说说吃饭的问题，就从最有代表性的年夜饭说起吧。

      大年三十下午，二娘（二伯母）对我说，今晚可不能去别人家吃饭啊！我知道是因为要过年了，吃年夜饭。在家时，我记事以来的年夜饭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一家人坐在暖乎乎的热炕上，母亲一个人在灶前忙活，香喷喷的炒肉味早已飘满全家。母亲一碗一碗地把拉面先是送给我父亲，然后就是我们兄妹们几个，那真叫个幸福美满。在老家和大多数地方一样，年夜饭是要吃饺子的。我先在二娘那里转转看看，二娘用的三和面是年前我帮着磨的，大概是白玉米、黄豆和小麦各三分之一。而二娘的饺子馅基本上是萝卜，有一点点粉条，二娘告诉我晚上吃肉饺子，可我连一点肉香味都没闻到。没事，在人家家里吃饭，决不能挑食，父母亲多次告诫我，更何况过年呢。我正在院子里时，二伯家的大儿媳妇走到我跟前和我悄悄地说，“毛孩，晚上过嫂家来吃几个饺子啊”。嫂子虽然家境贫寒，但待人热情，对我也是非常关心，我点头同意了。我们老家院也算四合院，二伯家住东屋，西屋住的也是我叫叔叔的一家人。他和我父亲三兄弟应该是叔伯兄弟，因为排行较小，几乎全家的晚辈都称呼为“西屋叔叔”。过了一会儿，西屋叔叔也走到我跟前悄悄地说“毛，晚上过家里来吃饺子，你婶婶特意要让你过来”。西屋婶婶是个文化人，是个教师，也是个出身大家的女人，很慈祥，很干净。我也答应了。

      这顿年夜饭可真是太有意义了。二伯家的饺子真是不好吃，平常就喝米粸、稀菜饭也习惯了，但三和面的饺子真是有点难以下咽。可是我看着大家特别是二伯父都吃的很香，也就不敢多说什么，努力地把自己碗里那几个吃了吧。因为给我捞饺子时我就告诉二娘我答应了还要去嫂子家吃几个，所以二娘也没有给我捞的太多。

      我来到嫂子家，一家人还没有开始吃饭，农村人很实在，把我当重要客人了，我没去就都在等。当然主要是哥嫂二人，孩子们还太小。嫂子煮好饺子给我捞时我就说，少捞几个，我已经吃了一些了，嫂子说给你捞的就不多。说着就把几乎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到我面前。我还来不及细看，就抢在前面把碗里的饺子给嫂子拨回去一半。等把饺子端到嘴跟前，这时我才发现，嫂子家的饺子根本就包不住，面皮用的是白玉米面、玉米面另加了豆面的三和面，而里面的馅儿就是当时农村的酸菜（可不是现在的酸菜）。标准的玉米面饺子酸菜馅，这个概念我父亲给我们忆苦思甜时多次讲到过。在农村老家已经也快两个月了，也偶尔听别人讲过。可真的见到还是第一次，我真的吃不下去，咽不下去。硬着头皮吃了一个，嫂子看到了说，“毛孩，咱没有小麦了，孩子们太小，早早就给他们贴补完了，你就将就着吃点吧”。嫂子说这话时我头都不敢抬，只敢说，没事没事，我吃我吃。不过说到底还是给嫂子剩碗里了，我真的咽不下去呀。

      刚刚离开嫂子家，西屋叔叔好像在哪里盯着我，很快就走到我跟前，一把手拉起我径直往西屋走去。一碗已经盛好放在火炉旁的饺子出现在我的面前，西屋婶婶热情地对我说，快点吃吧，怕凉了。这才是饺子，面对一碗用纯白面包的肉馅饺子，我无法控制自己的食欲，无以言表的感谢西屋叔叔西屋婶婶。看见我的狼吞虎咽，婶婶说，“看把娃兮荒（老家土语，可怜的意思）的，在晋城这娃哪受过这罪。”西屋叔叔本身很能干，西屋婶婶是教师，总还是有点国家供应白面，他们省吃俭用我总算吃上了一碗白面肉馅饺子。

      告别了叔叔婶婶一家，肚子也饱啦，但一出门，堂屋里住着的大伯家的老大家里走出一人，是大哥，是我们这个大家族排行最大。大哥把我拉进了堂屋，原来，大哥大嫂也给我留了一碗饺子等着我。实在有点太饱了，可大哥大嫂盛情难却，我坚持少吃几个，谢谢他们的心意。大哥大嫂的饺子属于中等，饺子面基本上要有一半白面，饺子馅中零零星星也有个肉味，不过刚吃了西屋叔叔的好饺子，大哥大嫂的饺子就只能勉强自己了，主要是要感谢哥嫂们的心意。

      四家饺子吃过，农村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早早就在东屋炕上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是没想到会在老家过年，原想晋城武斗能早点结束我还能回家过年。二是四家饺子的四种感觉在我的心里不停地翻滚，我领略了社会人生，我知道了艰难困苦，我懂得了什么是苦日子。

      大年初一中午，几乎都是河洛萝卜菜，不同的有的家多点粉条，再好一点的也许有点肉星吧。刚刚吃过午饭，大娘（大伯母）柱着拐棍一个人走到前院来叫我去她家里一趟。我开始以为有什么活儿，可到了后院大娘家里，大娘的火边煨着一个小小的铁锅，铁锅里是一碗多一点的一锅汤决片。这可是纯白面的呀，里面有白菜，粉条，有一两块肉。大娘把最好的饭留给了我，这晚汤决片是我回到老家后吃到的最合口的一碗饭了。

      写到这里，写了这些，春节如此，年夜饭如此，吃饭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写吗。需要写的，正因为吃的杂面太多，萝卜太多，所以给我的一生留下了饭不愿意吃河洛、卤面，菜不愿意吃萝卜等毛病。

      再写一下住吧，相对吃饭而言，住就好了一些。中国人都有置办房子家具用具的习惯，即使生活很困难的年代，每个家庭总都可能还有一两条拿得出来的被子。当然大多数是给儿子结婚准备的，总之，自己是不舍得用。先说住得最长的二伯父家吧，到家的当晚，二伯母就从柜子里取出一条全新（新里新表新棉花）的棉被让我盖，口里还念叨着这被子可从来没有人躺过身。尽管说他们都还是破烂不堪的烂套絮的被子，尽管说炕上连一条像样的褥子都没有。在东关舅舅家时是住在舅舅上班的店铺（食品公司）里，自然用的是舅舅的被褥，相对要好许多。在王庄是住大舅舅家，大舅妈给弄了一条宽大的新被子给我，我一个人在堂屋的外间住着。到了大姑父家，三个光棍，被子到还干净，我和二哥俩人睡一个炕上。到了石堂小姑姑家，住起来有点麻烦，前面讲过，姑姑家全是女的，于是给我用柜子隔了一块，也不叫一间，只是相互少影响一点而已，姑姑家都是女的，使用的被褥还是新的干净的多。

      吃住行，行就不用说了，无论去哪里都只有靠两条腿了。

六

      接下来就写写与政治和学习有关的事吧，毕竟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前面所说，听起来有点苦，其实苦一点倒也算正常，社会落后吗，人穷吗，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会说，谁没过过几天苦日子，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不要忘了，我回老家是来“躲难”的，这个词中国人用的最多是日本人入侵时。而当年的现实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应该说是完全可以使用的。因为时刻都会有被别的派别抓走而致生命危险的事情发生。我前面说的苦是苦了点但很轻松，而真正的难为还在政治危机。

      文革时沁水很奇怪，城里是一派，而县城东西南北的四个主要大队都是相对的另一派。西边的石堂，就是我小姑姑那个村，派性也很厉害的。东边是马邑村，也就是我母亲带着我住了两三天那个村也很厉害。北边有个村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同样的厉害，而南边就是我们村了。不过当时都叫大队，也基本上等于现在的行政村。对于文革形势的了解，当然主要是靠各种各样的传单了，农村的墙上也经常有各种张贴。另一种就是听人们的议论也就是口口相传了。晋城的武斗怎么样了，什么时间打下哪个重要地方了，长治的武斗怎么样了，淮海厂和惠丰厂干的厉害不厉害等等。当然沁水的小地方早早被一派势力统治了，另一派除了主要头目跑了外，别的也都自然“消灭”了。

      晋城一中是二月十二号打下来的，四新矿也就是现在的古书院矿是二月二十六号打下来的。其中一派出动了飞机，假冒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散发传单，用这么大两个名头搞的传单，对“怀疑真假”的问题连想都不想的人占绝大多数，那自然是兵败如山倒，形势于是就变成一片大好了。父母亲更加担心事态会恶化，于是便捎信让我从沁水出发去河南济源躲一段日子。因为我姐夫老家是河南济源农村的，毕竟一跨省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姐夫当时已经跑回济源了。可怎么去呢，大伯、二伯、舅舅们议论纷纷，一是当时沁水通济源到是有路，无非是绕垣曲，远一点，可没有车呀。步行就更不用考虑，过省界的大山可不是那么好应付的。再说家里也没人陪我呀，一方面不知道路，另一方面也确实没有实力。于是家长们研究决定，先别动，找人打探一下消息，看看有无回老家避难的人被抓走的事情发生。再则大伯出面找一下城里的关系，融通一下，一旦发生类似的状况，要找谁能够帮上忙，说上话。

      后来一派基本上胜利了，尽管不断地传出抓住某某的消息，咱毕竟是小人物，毕竟是学生。抓学生就抓那几个学生领袖，一般不会这么远来抓你的。渐渐地开始谈薄了这些东西，农民春暖花开要忙着种地，我也尽自己的力量帮大家的忙。当时想，反正兄长也在农村躲着，估计也和我差不多吧。我当时确实十分担心他的处境，在当时晋城一中，他是高三我是高一，高三那就是中坚，他又是骨干力量。正如我多次讲过什么时代的人做什么时代的事情，在那种年代里，历史必然要把高三推到风口浪尖上。假想一下，大哥若比我大三岁，早一年上了大学，那他到了大学只是大一，即使你再出类拔萃，文革这么大的运动，有大四大三在，他也绝对不会成为主要人物的。可兄长不是，他是高三，他是一派群众组织中的笔杆子。从小就喜欢文学的她，毫无疑问就会成为这派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

      我在姑姑家住时，村里通着那种农村的小喇叭，也就是县里的有线广播。每天晚上8点，一个人早早地坐在那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什么上海公社，什么杨傅余事件，什么全国山河一片红等等，都是通过小喇叭知道的。

      但当时的传单还很多，我当时看到了所谓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晋东南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决定”这张传单，不是现在才说，当时我就肯定这个东西是假的，是吴天明李英奎之流搞出来的欺骗广大群众的东西。

      文革告诉我们，中国的某些军头是什么事情也能做出来的，张日清可以，谢振华也可以，武天明和李英奎就不用说了。毛泽东说，“告诉六十九军，告诉谢振华同志，要支持刘格平同志”。你真相信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有时间半句都不顶，山西问题就是这样。当然，刘格平也是个窝囊蛋。

      晋东南的武斗和晋城地区的武斗事实说明，那时的党其实从开始就没有掌握过枪杆子。派性群众组织的失败，并不是败于什么政治斗争，并不是败于什么机枪大炮和钢筋棍，而是败于那些胆大包天，肆意妄为的动用军队资源，冒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名义的政治谣言。遗憾的是，如此劣迹，如此罪行竟无人追究，甚至于还升官发财。看看后来郭伯雄徐才厚之流的行径，这些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关心政治，其实也是为了关心自己的命运。剩下的时间，就靠那本中国地图来打发了。六个月时间，我一页一页详细地阅读，甚至可以说几乎是吃透了那本中国地图。这本书成了我的主要兴趣所在，白天除给别人帮忙混饭吃外，有点空闲就是它了。晚上更不用说了，只要有条件，一个人在油灯下，在蜡烛下细细地一个省一个省地研究学习。我知道了中国所有河流的走向，发源地，入海口。我知道了中国所有山脉的走向，海拔和温差。不客气地说，当时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名字我都能熟练地背下来并能准确地记起属于哪个地区。至于什么省会，铁路，简称等等那就简直不是问题了。所以直到现在，你只要说出一个县的名字，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属于哪个省，这个省的哪个方位。其实对我这个本来的地理爱好者只是又上了个加强班而已。所以后来自驾出游，一开始并被有什么GPS，也就是凭着自己那点地理功底才敢于走南闯北的。

      至于其他书籍，基本上看不到，报纸都很少很少。最开始在舅舅家住时，还能看到报纸，后来回到农村，就什么都看不上了。小姑父是个教师，在他家里还有一两本闲书可看。还有一个姐夫，就是那个很穷的大姑家的姐夫，他是山西省建筑学校毕业的，所以他不会做农活，家里混的一贫如洗，但在他的家里，还有几本书可看。那可能就是我最早接触的有关建筑学方面的书籍了。后来和母亲一道到我那个姨姨家去，他们家里的书还是很多的，虽说只有三天时间，读书可是如饥似渴呀。

      其实那时的村里还是有些人才的，类似我这种情况，回来的人也有三、四个人。我至今没有弄清楚王庄的亲戚关系。王庄的里边院就有一位叫做虎虎的人，他在晋南大宁一带教书，人很文雅，我们一见如故，非常聊得来，只是人家走的早一些，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也就一个多月时间。在我们南沟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就是我王庄小舅舅女儿的前夫，他是离我们村很近的河口人，小名叫吴三虎，曾经用巫山湖的化名发表过不少文章。他也是太行中学的老三届，后来考上山大，又进了省委党校，现在是退休的高级职称的教授吧。他经常给省委省政府献计献策，也曾上书过中央。这些年我一直设法和他联系，但一直没有联系上，可他写的东西我却能看到。开始他和我的表妹谈对象，当时的社会氛围，确实也不能说是自由恋爱，尽管我的表妹也是小一点的老三届，但女孩子一回到农村，就什么都不说了。所以后来俩人结婚，生了一个女孩后离婚了。可他当时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和亲人。很多有关晋东南和晋城、沁水文革中的消息也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武斗过后，他被安排在阳城县手工业管理局工作，我还特意去看了他一趟，就在那种非常简陋的大办公室又兼宿舍的房子里睡了一晚。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我知道了他是不可能屈居于现状的有作为的人物。遗憾的是从此俩人再没有见面。

      写到这里，不由人想到了一生的悲哀。很多人思念文革，很多人憎恨文革，文革留给你的是什么，文革夺走你的是什么，思一思，想一想，这样的结论孰对孰错何需问辩。在我们最需要知识的年代，在我们最需要充实自己的时候，整个社会到处是白茫茫，傻乎乎，空洞洞。如果，当然没有如果，辛亏，还好还有辛亏，否则，我们真将变成对这个社会无用的人。

      山区农村的冬夜是漫长的，是寒冷的，是很受煎熬的。冬日很短，日落而息的人们没有任何夜生活，即使那种非常不暖和的顾了头顾不了脚的被窝，便成为人们唯一的选项。尤其在瑶沟老家，油灯都不能多点，不要说没有书看，就是有也没有条件。那就只好一个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在被窝里掖掖被头再起来掖掖脚头。很多时候就用裤带取下来把脚头捆住保暖，而且人还得缩着。我想到了家里的父母亲，想到了和我一样逃到农村"寄人篱下"的兄长，想到了在学校无家可归的同学们，想到了被武斗致死的同学，想到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很难得有人能在火炉边聊聊天，哪怕是点不起油灯不点灯，所以非常珍惜那几位挚友很少的几个夜晚的相互倾诉和交流。哪怕是聊聊农活，聊聊农村的习俗，在大姑父家可是可以享受这种待遇的，因为那个二表哥特别喜欢聊天 ，他更喜欢听我讲我所知道的事情。在石堂小姑姑家晚上没得聊天，但是我可以在晚上八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九点躺下后姑姑同意我点着蜡烛看书，哪怕很晚。

七

      大事和灵异

      我是不相信鬼神的，基于从小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连玄学、阴阳学甚至易经都是不相信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太原读中财函大时，后来当了太原市国税局长的一位同学给我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不要以为你看不见的就不存在，比如电，比如声音，比如磁场等等。当时山西那位叫作柯云路的作家就开始大写特写玄学了。可就是这样到了现在，很多东西我还是难以接受。可亲身经历呢？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你总得相信它的存在吧！

      那是1968年的2月12日，因为那一年是1月30号过春节，所以2月12号也就是正月十四，时间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文革两派武斗闹到最激烈的阶段，沁水已经取得最决定性胜利，所以这一年的元宵节一定要隆重庆祝。其实就晋城和沁水这不到100公里距离的两个地理中心很多习俗还是有点小小差异的。比如元宵节，晋城有句土话叫做正月十六儿，也就是说十六那一晚上是最热闹的，是高潮阶段。而在我们老家沁水则是过十五，十六那一天就成了尾声。于是返回到了1968年，当时的沁水造反派领袖要求这三天即十四、十五、十六附近十里八村的老百姓只要能走得动路的全部进城闹元宵。

      时间如我前边所述，过了初五，我就开始在王庄舅舅家住了。十四下午，队里一再通知催促，其实那里的老百姓也有元宵节进城看灯的习惯，步行十里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平常事，于是大概傍晚时分，村子里该走的人就都走了。我是外来的学生，我的表妹小舅舅的女儿也是当时读中学的学生，我们不在队里干部可指挥管理的范围。王庄村很小，里面院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上我们俩，整个村子那个晚上也就只有三个人在家了。

      小舅舅家住西北堂屋，两间房子大小，门开在靠东边的这一边，火炉修在靠西墙的中间。因为我不在这里住，只是在这里吃几顿饭。晚饭吃的什么记不清楚了，大概就是普通的稀饭或米汤之类吧。表妹小我三岁，自然很喜欢听我给她聊那些外面的世界。晚饭后，俩人一边一个坐在火炉的两边，围着那个即使放上手去都不知道烫的可怜的小煤火炉开始聊天了。

      从晚饭后开始，先聊晋城的县城，再聊我在晋城一中的学习环境和校园生活，再聊文革开始后的大串联。我聊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很多事对于沁水农村的女孩子还是去很新鲜，很有吸引力的。而表妹给我聊沁水中学的校园，聊王庄老家的家长里短等等。也就是说，三、四个小时或者说还要长一点，因为冬季的天黑来的太早了，点的那盏小小的如豆粒般大小的灯捻需要时而往上挑一挑，还时不时地需要剪一剪灯花。

      夜，静得很，只有我们俩人围着火炉，切切细语，整个村庄几乎是死一般的寂静。过了很长很长时间，那里没有时钟，没有时间观念，凭着感觉，应该接近午夜时分了。在两个人的交谈中，不时的都说到他们应该快回来了话题。我们的谈话，也快成了时有时无。舅舅家的院子是没有大门的，晚上睡觉时各家关好自己的门就行了。突然，我们两个人都同时听到一个清脆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向我们所在的小家走来。踢踏、踢踏的声音非常清晰，表妹说，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吧。声音是那样规律，一点都不迟钝地向我俩所在的小家走来。就在我俩都准备好迎接看看先回来的是谁，就在我俩都在等待那闭着的家门被吱呀一声推开的那一刹那，声音突然停止了，脚步声突然停止了，仿佛那个回来的人就停在了这个小家的门前。（50年后再写这一段时，我身上都不由自主地阵阵发冷，甚至恐怖的起了满身鸡皮疙瘩）怎么回事？我俩对视了一下，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脚步声，明明听到已经走到门口的脚步声，怎么会突然停止了！一个18岁的男孩，一个15岁的小姑娘，俩人马上就陷入一种惧怕和恐怖之中。可毕竟我是男孩，毕竟我是哥哥，根本来不及细想，一种本能的反应，我顺手就抓起了靠在火炉旁经常要使用的那根铁火柱。表妹有点害怕了，我拿起火柱在地上敲了一声，发出了咚咚的声音。谁呀？是谁呀？我俩一人问了一句，声音已经都打颤了。外面没有任何回应，没有任何声音。这时只有我了，必须这样去做，这是本能，也是责任。我一手拿着火柱，表妹跟在我的背后向门口走去。我再次用火柱在地上敲了一下，俩人已经走到了门前，但外面仍然死一般的寂静。

      此时此刻的我，刚刚十八岁过一点的我，手里拿着一根铁火柱的我，真不知胆从哪里来的。那种家门是往里开的，我走上去，两只手一边一扇门哗地一下全部拉开。此时此刻的屋外，银白色的月光突然变成一种煞白煞白颜色倾泻在眼前的院子里，对面的黑乎乎的青山和整个院子里突然间被一种阴森森的月光所笼罩——外面什么人也没有！

      表妹说，不对呀，明明听见有声音了呀？农村长大的女孩子还不完全知道害怕是什么，那我当然也就更不能退却了。是呀，听得清清楚楚，都走到门口了的脚步声。两个人，两个小孩，一个拿着火柱，一个端着那盏闪闪烁烁的小油灯走出了家门。我们先到了正堂屋门口，锁还在上面挂着，我们又走到大门口，大门外的碾子磨子在月色下清清楚楚地停在那里。表妹说，走，看看牛圈去。牛圈就在西房，很简陋的几乎可以说是一座草房，我俩走进去，两个牛一大一小的理都不理我们的卧着，我想起学校时讲过牛是反刍动物，也许它们现在吃的正香。院子里还有两家夏天做饭的简易棚子，我们俩也都找了一通，结果一无所有。怪了，难道两个人的耳朵能同时都听错，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相信什么。表妹提出去里边院看看。王庄村太小了，就是个里边院和外边院，里边院大一些，住的人多一些，外边院就住两个舅舅两家。我俩来到里边院，没有一家有灯光，如果刚有人回来应该是有灯亮着才是。表妹又来到那个唯一进不了城的老人的窗前，婆婆，婆婆地叫了几声。老人睡觉浅，还应了声说没有人回来呀。

      从里边院返回时，月光感觉得皎洁了起来，已经不像刚才那么阴森，那么恐怖了。回到家里又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村边的道路上有了嘈杂声，过了一会儿，两个舅舅舅妈还有两个小表弟的声音出现了，他们说笑着回来了。

      我在大舅家住，我给大舅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大舅说你们可能听错了吧，睡吧。表妹也给小舅说了，小舅舅嘴上说没事，你们听错了吧，可实际上自己又在院子里里外外检查了一番。

      入夜，月光照在白色的窗户纸上，我翻来覆去地在想着刚才的事情，怎么也找不到答案。第二天，一切照旧，帮助小舅舅铡草，帮助大舅妈磨面。昨晚的那件事不知别人怎样，我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只是依然没有答案。

      过了正月，阳历大概就是三月中旬吧，我记得是在小姑姑家听到杨余傅事件的。石堂小姑姑打发人过来捎信让我过去住几天，经过二伯同意并让二弟一起陪我前往十几里以外的石堂村小姑姑家。小姑姑家所在的村里可以听到县里的有线广播，就那种像个小箱子一样的东西，一般都挂在院子里堂屋门楣处。可小姑姑家院子里堂屋没人住，小姑姑见我喜欢听就说，你去想办法挂到咱们家的门上来。我到别的院子里去看了人家的挂法和接线法。原来只需要用一根电线哪怕是用铁丝接过来，接在小喇叭的一头，而另一头只要用股铁丝接到地下，弄个东西接住埋得深一点就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接好了，可是到了晚上，那个小喇叭有时吱吱响几声，有时干脆就一点声音都没有。

      第二天，小姑姑帮我找来一个人，说让我叫他舅舅，人家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又鼓捣了一遍，说了一句晚上试试吧，不响明天再叫我。当天晚上，小喇叭有声音了，声音还很清晰，但就是很低很低。我需要坐在门口的喇叭下面认真的听才行。不过这就已经非常高兴非常满足了，在我们瑶沟村里我倒也看到过这样的小喇叭，但从来没有响过。记得很清楚，我在那里听到第一件重要新闻就是杨余傅事件的。

      除了这个小喇叭，小姑姑家里还有一本那种过去最常见的巴掌大小的厚厚的日历本。一般都舍不得撕掉，用一个夹子或者别的东西一天天翻着，倒是拿在手里可以看看已经过去的日子，就有了打发时间的事了。姑父毕竟是教师，家里还有几本六十年代初期的《火花》杂志，姑姑家平常就撕着当废纸用。姑姑看见我喜欢，就让大姐上到楼上的杂物中找出几本给我，这当然成了我的宝贝了，成了我晚上通读的最好食粮。

      石堂村分东西两个村，是个大村，两个村中间有一座大庙，那时庙里主要用来各种宣传，各种演出。几乎隔几天就有人来演出，大概内容基本一致，除了毛主席语录歌舞就是支持某某某，打到某某某之类的宣传。但农村没有文艺活动，只要有演出几乎能走出去的就都要去看。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庙上看演出，大庙离家也就二、三里地的样子，姑姑家那个最小的表妹当时刚十岁左右，所以一家人相跟着就有我背着小表妹往前走。黑夜里，也不熟悉路，走的也急，一不小心连我带小表妹一起就滑下了路边的土堎下边。把一家人吓坏了，好在那段土棱不深，滑到下面小表妹还在我背上爬着，都有点轻微划伤罢了。

      接下来就是另一件奇异的事情。

      时间大概是过了清明节了吧，那一天，我早晨起来上厕所，姑姑家的厕所在院子外面，姑姑家的房子地势较高，站在厕所里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公路。那条公路是由沁水城里通往中村的，汽车不多，其他的车辆倒还是人来车往。突然间，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闪念，我母亲今天会来！不知道这个念头是怎么产生的，而且自己还认真了，回到家就和姑姑说，我妈今天会来这里看我的。小姑姑一听都吓了一跳说，谁和你说的，没人捎信来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姑姑，只是又重复了一句说，我妈今天会来看我的。

      全家人谁也没把我这句话当回事，早饭后就各忙各的去了。我就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姑姑家的大门口，两眼直直地看着那条由公路上通往姑姑家的小道口，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坚信今天会有奇迹发生的的。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饭时大概就到了九点半左右的时间了吧，而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大概饭时已经又过去很长时间了。

      突然，奇迹果然出现了，前方的路口有一个人正朝着这边走来，远处一看那轮廓，那衣着，那走路的姿态，肯定是母亲无疑了。我朝着远处地母亲挥了挥手，我想她也应该能看到我。越走越近，母亲开始上姑姑家门前的小坡了。一条古铜色的头巾包着头，上身还是那件我见的最多的深蓝色的斜襟外衣。妈！妈！我连续的叫了几声，母亲却头也不抬地一直往前走。我跑上前去，我再次叫了一声妈，我和母亲在姑姑家大门前的一个小平台处抱在了一起。但是，出乎我预想的是，本来应该是笑，即使是苦了一点，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也不过稍有苦涩但仍然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但没有想到，抱着我的母亲不仅在哭，而且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控制。母亲的哭声很快传到了小姑姑家里，正在炕上坐着的小姑姑一听到哭声，连鞋都没来得及提起就叫喊着跑了出来。“三嫂，三嫂，这是咋啦，毛孩好好的呀”，一边说着一边把我母亲扶进家里。我感觉到母亲哭声的不对，一种不详的预感一下子就窜上心头。肯定是我大哥被人家抓走了，要不肯定是大哥被人家打残了，我猜想着种种不测跟着母亲回到家里。

      一个简直是晴天霹雳的消息，一个简直是致命打击的消息，我所有的猜想全部不正确。我的兄长，仅比我大两岁的我的亲大哥被人家打死了！

      怎么会这样，我在家经常念叨起我的大哥，希望他能在那个同学的农村住着，哪怕苦一点，哪怕饿一点，哪怕冷一点。我想到过种种可能发生的以外，但我在庆幸，自己可以躲过，我的大哥也可以躲过，我们全家都可以躲过这场灾难。这种想法自始至终一直占领着主要最主要的位置。

      母亲平静了下来，姑姑就和我母亲说起了我早上说她今天回来的事情，姑姑的泪水，母亲的泪水，但他怎么会知道你今天要来呢！我低着头在旁边抽泣，这时的我其实根本还没有弄清楚死亡是一种什么意义，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母亲不想和我多说话，姑姑在一边流泪一边安慰着问道，是哪一天的事，娃不在了多长时间了？我母亲非常清楚地说了一句，正月十四。

      一听到正月十四，一开始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随即很快，正月十四晚上那个恐怖的脚步声就突然再次在我的耳边想起。正月十四？是我大哥？是我大哥的魂灵！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事情后来进一步得到证实，晋城一中是二月十二日被攻破占领的，我的大哥就是那个晚上去世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时间死的，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当然，这同时也是某些人内心里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某些人的良心会受到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谴责。要按我前面所说那个脚步声音事件，我大哥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午夜时分，这样推理，应该是被某些人活活打死的。因为他早就成了对方派别的眼中钉肉中刺，并已经多次放出一定要打死他的狠话。

      这个事不想再往下写了，心脏不舒服的我已经在无法承受这些东西了。当然，我今天敢这样说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已经掌握着的足够的证据了。

      母亲和我一起在小姑姑家住了三天，也正到了换季的时节，里里外外给我洗了个遍，第四天带着焕然一新的我离开小姑姑家前往我母亲的一个姨表妹家住几天。那个村在县城东边，院子很干净，家里条件也比较好。我一个人在楼上住，楼上原来是人家的在外面工作的儿子回来时住的。不仅干净整洁，更重要的是桌子上有很多很多书，大多数是小说，也有几本杂志。这可美死我了，三天时间，除去吃饭上厕所，我就整整在楼上看了三天书。

      我和母亲再次返回瑶沟也就阳历五月初了吧，反正大多都换了单衣。母亲也无法多住，见了人一方面是以泪洗面，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她想很快返回晋城，临走告我，耐下心来，听话，吃点苦不怕，晋城那边形势一旦稳定下来，妈就回来接你。

      送走母亲大概就又过了一个多月，此时农村春耕春种，咱不是队里人，种地没你的事，推碾推磨就成了自己做的最多的事情了。渐渐地也不要别人一起，自己端上拌好的杂粮磨成面，拿上谷子碾成小米我基本上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当然，完成以后吃饭就不仅仅是香了，似乎多出一份自己劳动所得的体会来。

      1968年6月16日，母亲再次回到瑶沟老家，第二天，我挨个告别了所有接待我照顾我关心我的亲人，甚至还发生了和那位大姑父家的二表哥俩人依依不舍说话时间太长了，回到瑶沟天都黑了，引起母亲过度操心的又一场悲伤。

      1968年6月18日，时间就那么准确，从1967年12月18日到今天，这场老家“躲难”整整六个月的时间。上午赶到东关舅舅家一坐，就前往汽车站等车。那时交通运输基本恢复正常，从沁水回晋城除了沁水的直发班车外，侯马路过的车都可以坐，大概临近中午，坐了一趟过路车返回晋城了。

八

      尾声

      这几年自驾游，走一个月后刚回到晋城时都会有一种陌生感，感觉好像家乡变了。那个时候，一走六个月，又是那种特殊的政治氛围，再加上家中那难以接受令人痛彻心扉的变故。回到晋城，感觉一切都变了，甚至空气和阳光都变了。

      我和母亲走进家门，父亲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我连看都不敢正视他，四目相对时，他的人整个瘦了一圈，面色凝重，眼中是血丝还是泪水根本无法分清。小妹一个人早已低着头在床边开始抽泣了。“大”，我连一声完整的称呼都没有说出，就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扑倒在炕上大声地哭了起来。

      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结束了长达六个月的分离，就是用这种方式倾诉着各自心中不同的悲愤。

      六个月过去了。

      五十年过去了。

      文革这场噩梦我真的不想太多的回忆它。历史就是如此，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如今的同学们早已谈笑风生忘却了当年的敌对和仇恨。国共两党相互屠杀了那么多无辜同胞，还都能做到“相逢一笑泯恩仇”，何况我们这些当年的无知少年，当年被别人用来当炮灰使的青年学生。之所以写这段话，之所以回忆这些事，是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做人的成熟，社会的良知得以弘扬，做人的良知得以发现。对一个普通学生在文革中的作为，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原谅，都可以理解。但并不等于说文革可以被原谅，被理解。之所以社会走到今天，在底层群众中出现如此大的撕裂，就是因为对文革的清算不彻底。这是个题外话，也是个大问题，有机会我会再写点与此有关的东西的。

      结束这篇回忆了很多不愉快东西的文章，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只是自己经历中的一部分。我不准备写那种一般形式的自传或回忆录 ，类似的东西已经断断续续写了不少，将来有机会整理一下，给后人，给朋友， 给社会当然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留下这一道轨迹  ，一段往事，一个人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