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疫情还很严重的时候，方舱医院一位“读书哥”活了。在方舱医院的病床上，他还抱着弗朗西斯·福山的大部头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工作久了，体制化了，觉得学习和阅读是人生间最不能放弃的两件事。
学习和阅读才能让你跟紧社会的节奏，而工作除了养家糊口，别忘了时时给自己找点乐子，每天总不能走一样的路。
弗朗西斯·福山在2012年出版了这本书籍，描述了从前人类时代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期间人类各个地区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发展。
从东方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行程，到西方民族制度的起源发展，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合一马穆鲁克的形成，再到沙皇俄国农奴制的形成，再到南美洲对西班牙制度的迁移。
难道有了民主和自由就能实现国家稳定和政治发展吗？
在这本书里面福山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政治秩序要想实现，有赖于三项基本制度：国家建构、法治和负责制，其中国家能力应当成为后两者的基础和条件。
而作者认为秦始皇所缔造的大秦帝国才是韦伯意义上的第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最早完成了国家构建，建立起了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在秦朝三公九卿、郡县制等制度基础上，后世虽然逐渐演变出了三省六部制、内阁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以及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人制度，但是这些制度都是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其目的都是为了完善国家构建，冲破贵族对国家构建的阻挠，庞大的官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形成。
在此基础上，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虽说是分分合合，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一统仍旧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当然除了中国，福山也探讨了印度的种姓制度、阿拉伯国家的奴隶制度、匈牙利的贵族制度……每一个国家形成现有的制度，都有其历史根源。
当然在这一次的疫情面前，再一次展现了我们国家强大的国家建构能力，能够调动庞大的力量举国抗疫，这代价是巨大的。国家建构是法治和问责制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发展的前提，同时一定程度的法治和民主也是国家能力持续发展的前提。
因此我们的国家稳定在于其国家能力的不断发展。
战争制造国家，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国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即存在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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