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选择法律这条职业路，是始料未及的，高中读理科，大学选的是经济类的专业。可是，偏偏经济学院的经济法课程，深深吸引了我。如果说“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是初衷，那么双修法学专业的抉择便是“一时冲动”，这个过程“痛并快乐着”。选择当律师，行内人告诉我，这是一条异常艰辛的路，管他呢，“有一个未来的目标，总让我们欢欣鼓舞”。
曾经又不少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在没有了解法律之前，这个问题也曾让我困惑，那就是“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呢？”
有一本书:《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大概可以初步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
“对于纽伦堡审理纳粹战犯的某些程序，我和另一位也在那里采访的苏联同行当时有点儿想不通。……
那帮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的纳粹头目就是把他们碎尸万段，也不为过。
然而纽伦堡战犯审判的主持者好像在表演耐性，一点也不急于为那些恶魔定罪，把他们送上绞刑架。
听说纳粹德国投降时，除了已自我消灭的希魔，共抓了二十万名大小头目。
花了足足半年时间经过初审，逐步缩小惩办范围，所以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开始正式开庭审判，次年八月才结束。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一日两天，分两批宣判并执行。
我当时所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法庭不但准许犯人作充分的自我辩解，并且还为他们每人各聘有律师出庭辩护。
……
那时我在想，既然明知这些家伙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就是上一百次绞刑架也不为过。
何以还准许他们当庭大放厥词，甚至还为他们请来律师辩护？最起码这也是浪费时间！
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天，我才明白让被告也替自己说说再定罪的必要。及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更体会到让被告当众替自己申诉不仅仅是对他本人的公道，也是对后人，对历史历史负责。
据我所知，凡在纽伦堡被判刑的，至今没有一个需要改正或平反的，也没有听说过关于当时量刑不当的烦言。"
----萧乾《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
为什么作者会有态度的转变？因为他经历了文革，“法制虚无主义“的阶段，“坏人”没有辩护权，后来，很多当年的判决，都被推翻。
想想一下，假设某一天，你坐在被告席上，你是否希望有律师为你辩护？
律师具有职业独立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基础。正是因为一直相信世间有公平和正义，哪怕可以看到太多的黑暗面和不如意。这难道不是在法律的范畴，追求正义的意义吗？或许这条路，是艰辛的，也有一个词叫“循序渐进”，难道这不是希望的光吗？
永远不要忘记“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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