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家是一个个驿站，是收藏温暖、呵护、爱和故事的地方。我努力在或近或远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里，还原它们存在的时空，追想它们曾经的容貌，重温它们温暖的怀抱。
段家老屋
就像现在自驾的人离不开导航一样，我也习惯于在百度上搜寻我笔下将要触及的故居旧土，以帮助我确定它们在记忆时空中的经度和纬度。百度故居小镇曰，“东临水阳江。资源丰富，境内拥有石灰石，煤炭、陶土……皖赣铁路横贯镇区，芜屯公路纵贯南北……”确实是我的镇，却又搜寻不到我需要的踪迹。倒是母亲记忆里的小镇印象更贴近一些，“小街紧邻北河，从上街头到下街头依次开着毛家米行、张家油坊、万家布店、余家旅店、周家茶馆、段家染坊、福康杂货、吴正兴铁匠铺和戴家糖坊……”那时我镇上的家就在段家染坊里，位于小街中部，上隔壁紧邻镇公社。我们习惯地称它为段家老屋，六、七十年代，那些店铺包括段家老屋，早由公家分配给居民居住了。
母亲带着我住在太平公社时，工作在镇上的父亲带着姐姐住在段家老屋。时而，父亲也接我回段家老屋住上几天。
段家老屋，说是屋，其实是一座深宅大院。临街一个小门脸，两扇厚木门。一条长长的昏暗过道，通向后面的大院。过道一侧是两间紧贴过道的偏房，过道尽头一道小门。小门后面是厢房，穿过厢房，是正屋。正屋由四方形天井、长方形大客厅和客厅两旁的两间正房组成，房屋主人一家就住在正屋里。正屋后面是大大的院落，院子里杂七杂八地住着大约有上十户人家。大院后门一个大斜坡，斜坡下就是清流汤汤的北河。
我家就住在段家老屋临街的偏房里。长方形的木地板房间，临街一扇窗，门开在过道里。一张大床紧靠北面的木板墙，床头西边一只红漆木箱上架着一只老黄色牛皮箱子。床头靠东墙放着一张办公桌，桌上还有一个宝书台，放置着毛主席像和几本红封皮的毛主席语录。窗前是一张红漆大方桌，桌子一旁是一只红漆大火桶。对那只火桶我有着清晰的记忆，火桶有着高高的靠背，冬天大大的圆木桶里放入火钵子，可供两三人挤坐烤火。盖上有孔洞的木盖，就是大靠椅。那只大火桶跟随我们搬了好几个家，也温暖了我们很多个冬天。只是最终竟不知何时何地消了踪迹，一如我们儿时的玩伴，走着走着不知何时就散了。
和我家隔着一层鼓皮（木隔墙）的是尹奶奶，这个尹奶奶不是太平公社的那个尹奶奶。记忆里的尹奶奶，头上挽着小粑粑簪子，穿着黑布斜襟大褂，一天到晚窝在她那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咿咿呀呀地纺线。母亲带我去过一次尹奶奶的家，一盏煤油灯照着一架老式纺车，尹奶奶坐在小板凳上，一手摇纺车，一手拿着纺锤一扯一扯地纺线。那场景不知为何就让我想到了旧社会。
有别于尹奶奶那个旧社会的，是窗外小街上的新社会。小街宽不过三、四步，中间青石条铺地，两边镶着扁扁的鹅卵石。街两边的住户，基本上都像段家老屋那样深宅大院的结构，区别只在宅院大小。街对面大屋里住着六舅舅、和阿姨、姨奶奶等诸多户人家。小街虽小，却热闹非凡。今天这个游街，明天那个示众，一大帮小屁孩跟前跟后，快活得不着家门。记得有一个认识的叔叔，长得人高马大五大三粗，曾去过我家好几次。某天我正跟六舅舅家四丫头在她家窗根下玩石头剪刀布，突然从下街头方向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一队人马，为首的就是那个叔叔。炎炎夏日里，他光着膀子，被五花大绑地押着搡着，口噗白沫，气喘如牛，双眼血红。我的小心脏吓得砰砰直跳。后来听父亲说，那个叔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我可不知什么叫反革命，我就是觉得那个叔叔口吐白沫，双眼血红的样子好可怕，也好可怜。
记忆里小街最热闹的一次，发生在夜半三更。正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巨大的嘈杂声惊醒，耳边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喊口号声一浪盖过一浪。我忙不迭地爬起来，发现家里人早都跑出去看热闹了。深秋天气，五、六岁的我怎么也穿不上裤子，两条腿勉强塞进裤腿，裤腰却大的没边。我折腾了好久，耳听得鞭炮锣鼓声渐渐往上街头去了。心急如焚的我不管不顾地用小手提着大裤腰，踢踏着鞋子就跑到街上去了。游行的队伍走远了，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也纷纷回自家去了。看到说说笑笑走回来的父母，我站在街上委屈地咧嘴哇哇大哭。母亲看到我，非但没抱着我安慰，反而指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的个傻丫头哎，你怎么把夹袄当裤子穿啊？”
住在段家老屋最值得庆贺的喜事，当属弟弟诞生。那时母亲已为老王家生了俩闺女，弟弟出生后，父亲别提多高兴了。他以独特的方式，全心全意地关爱着月子里的母亲和弟弟。父亲听街上婶子大娘说坐月子不能经风，便终日里紧闭门窗，拉上窗帘，门缝窗缝都用纸糊得密不透风。怕光线强刺眼，又自作主张地把家里的电灯泡都涂上紫药水。母亲和弟弟象山顶洞人一样，在暗黑密封的房间里呆了整一个月。出月子时，小街上的婶子大娘都说，“这做得么月子哟？娘俩的脸白得硬象雪样的。”
七岁，我回镇上上学，便长期跟父亲住在段家老屋的家里。姐姐那时住在外婆家，不常回来。离开母亲，小小的我开始饱尝思念之苦。景岗山在《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里唱到“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我知道，我知道。很小很小我就知道，思念一个人，心会痛，白天会流泪，梦里会哭醒。
父亲白天工作辛苦，夜里老是被我抽抽噎噎地搅扰，不免心烦。有时忍不住大吼一声，“有痰就吐，吭吭咔咔地干吗？”我借着这机会，把噎在嗓子眼的“妈” 字唔哩哇啦地和着哭声倾泻而出。每当此时，父亲都会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温言安慰“好了好了不哭了，过两天送你去看妈妈。”
父亲对我最严厉的惩罚，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记不得犯了什么错，也记不得是我自己走到街上还是被他拎到街上。记忆里大雪纷飞的夜，我跌坐在小街厚厚的雪地里，一脸鼻涕眼泪地咧嘴哭泣。白光光的小街，寂静无人，唯有雪花不停地亲吻我小小的身子。终于从上街头方向走来一个跛跛的身影，是住在段家老屋后院的余爹爹，从理发店下班回来了。余爹爹看见我，忙跛过来心疼地拉起我，使劲地拍我家房门，边拍边火冒三丈地大骂，“多福你猪啊？这么大冷的天，这么点点大的小家伙，你想把她冻死啊？！”几十年过去了，姐妹几个聊起往事，总勾我忆起那个寂静夜里白光光的小街，风雪里一跛一跛向我走过来的余爹爹。心里全无寒冷和对父亲的怨恨，倒有着被余爹爹老鸡护雏般心疼呵护的温暖。
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白净帅气的父亲一直是严厉到不苟言笑的，我想那和他苦难的童年和过早离开父母独自谋生，缺乏亲人关爱有关。即便如此，舐犊之情也是每个人基因里天生携带的，严厉如父亲，也偶有令我难以忘怀的温情时刻。我曾骑在他肩头啃着油炸糍粑，跟他一起去上班。骑在他肩头跟他去他们单位开忆苦思甜大会，吃粗糙难咽的野菜糠粑粑。他曾走在寒冷的小街上，一手抱弟弟一手牵着我，突然就蹲下来敞开大棉袄将我和弟弟紧紧裹在他温暖的怀里。血脉亲情啊，纵是寒冬，也有暖阳如春。
有太多太多关于段家老屋的记忆，凌乱无序，却片断鲜明。上小学的姐姐大早上边给小小的我背上装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包，边扯着头毛乱成鸡窝般着我向学校跑，边跑边说“快点快点，要迟到了。”；住在对门的姨奶奶一发哮喘病，就靠在床头翻着白眼噎气，床边围着焦急而又无能为力的外婆、母亲、六舅母和左邻右舍一大群关心的人；姐姐带我找段家老屋正屋的大辫子姐姐玩，在她的又高又大的木地板房间里，我翻看一本小人书。书上画着一条盘在地上的大蛇，一个包头巾的老爷爷对着蛇吹短笛，蛇头高高扬起。大辫子姐姐说蛇听到笛声会跳舞，我感到又惊奇又神奇；住在后院的余奶奶给她和我一般大的孙女红红喂煮得热乎乎的红枣稀饭，一口又一口，我站在一边，好想尝一颗甜甜的红枣……
段家老屋的家，不象太平公社给我蜜糖一般甜甜的回味，它更像一粒青橄榄，有苦有涩，却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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