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怕下地干农活的柴禾妞，在二三十年前，改变命运的机会估计只有考大学了，这一点，我很清楚。
考上大学的结果不仅我想要，坐在教室里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想要的。
可是考大学谈何容易。我就读的是全县高中排名第二的学府，升学率很低，每班学生近百人，考上数量是个位数，还基本都是复读生，应届文科班还有挂零的。
虽然升学率低得可怜，我们应对高考是很认真的。
尤其到了临近高考的六月底，紧张局势更是到了白热化！教室里晚上十点熄灯后，还有一大半人在挑灯夜战，我们挑的灯是蜡烛，买蜡烛都是去批发的，一次买一小捆，每天晚上一支蜡烛不燃尽，是不会回宿舍睡觉的。
老师在教室里转来转去，看到不认真复习的同学，就会恨铁不成钢地敲课桌。
一二年级的学生六月中旬已经开始放暑假，只有高三的学生留在学校备战七月七八九三天的高考。
偌大的校园里空旷起来！
老师已经不再讲课，只是每天发卷子，我们的任务是不停地刷题。老师在教室里端坐，谁有问题可以去问。
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老师开始让大家适当放松一下。有要好的同学约着一起去拍合影，拍外景一般都会选在河边，寨墙上，也会去山陕会馆里边。
有同学买了毕业纪念册，很快几乎人手一册，转来转去互相写留言。
那年的高考因为知道完全没戏，所以考得很放松。
三天的考试，没有想象中难熬，照样每餐去学校的大食堂打饭吃。食堂的大师傅专门做了高考餐，好像还是免费吃，每人发了餐券，中午还可以在宿舍休息一会儿。
考试结束后的日子不难熬，因为知道考不上，分数下来懒得去看，被我的两位家长催着去学校看了分数，居然离分数线只差一分！
多差一点也好啊，让我这么不死心，我也是一个差一点就要考上的人，为什么就差了那一点呢？我坐在院里看了一晚上的星星，眼泪流的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我的家长们看我哭功了得，对于这个落榜生也不敢说一句难听话了，居然还得哄着！
榜上无名，脚下无路，心里没谱，脸上无光。
再复读一年考上的几率也是很低，这一年离分数线只有一分已经是超常发挥了，再复习，这一分能跨过去吗？我没有一分钱的把握。
我的家长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索性把决定权交给了我。愿意接着上呢，就自己去找学校复读，不愿意上了也是皆大欢喜，家里二三十亩地，多个人干活总是好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先凉拌吧，反正开学还早，复读不复读，都得每天下地干活。
我妈带队，我和妹妹跟着，一直干到正中午了，四下看看田野里几乎没人了，只觉得口干舌燥，头晕眼花，心慌气短，我妈还不说让回家，妹妹小声说，别人都已经回家吃饭了。
我妈头也不抬说，不着急，你奶奶做好饭咱们再回家就行，回去早了饭热，也没法吃。中午头上锄草才好呢，死草！
我只好深呼吸一下，用锄头把支着下巴擦擦汗，接着锄草！
又干了不知道多少分钟，感觉比连上两节数学课时间还长，我妈还不说回家，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有气无力的抗议，中午锄草不光死草，再干下去的话会死人的！我妹笑了！我更生气，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妈说要不你先回去吧，帮你奶奶烧火，我听令扛起锄头就走，头也不回。可下午还得锄草。
锄草，相对于其他农活，还是轻松的。但是草的生命力太他妈强了，几块地，锄了这边，那边草已经又长大了，无限循环。我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有了一万个恨意！
更可恨的是害虫，尤其是大豆地里的豆虫，丑得让人看一眼就起鸡皮疙瘩，吃起大豆叶子犹如风卷残云，如果打农药下手晚，或者农药不给力，它们能把大豆吃成光杆。那样的话不光自己大豆会减产甚至颗粒不收，紧邻着的邻居家大豆也会跟着遭殃，它们会转移战场，杀到隔壁吃个片叶不留。那个夏天，我学会了提个水桶捉豆虫。
那时候最盼着下雨，下雨了可以歇一歇，休息的最佳方式是踏踏实实睡一个午觉，可是这样的机会儿少之又少。小雨，那是斜风细雨不须归，在田里该干啥干啥；如果是锄草，还多了一个工序，锄掉的草要捡起来扔到地边的沟里，免得死而复生。
更可怕的是，雨后还有一个难缠的活儿，就是翻红薯秧。想想吧，雨后初晴，碧空如洗，毒辣辣的阳光直晒着大地，还有大地上翻着红薯秧的我们，脚下暑气蒸腾，头上烈焰烘烤，地是锅，天是锅盖，我们在锅里无力挣扎，只顾挥汗如雨。
每天晚上，我爹都会分配第二天的农活，去某块儿地，干某种活，要带什么工具。让我对每个明天都很死心，一点美好的幻想都不会有。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认真照了一下镜子，从脖子往上又黑又红，双手的老茧已经很有规模。我已经从一个伤春悲秋的矫情高中生，蜕变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了。这，让我再也不敢凉拌了，我要去复读，一开学就走！
其实我的家长们也早就知道我不是干活的料子，我爹一直担心我在农村会饿死。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我决定到县城最高学府----县一高去复读，那时候我们全家都有让我去一高赌一把意思！
我剪短了头发，拿出壮士断腕的豪情，收拾好高中三年的所有课本，打点行李，走过让我爱恨交加的田野，到一高去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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