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二叔准时来了医院，我跟二叔把东西搬进了车里，哥则背着母亲下楼。担心母亲颠着，二叔车开的比平时慢了许多。
母亲刚到家，邻居刘婶就拎了一兜鸡蛋来了，一进门就嘘寒问暖，母亲估计也是在医院憋坏了，话匣子立刻就打开了。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贴对联，放炮，穿新衣服，这都是小时候乐此不疲的事情。那时候，每每到了三十这一天，我跟哥就会组建起鞭炮小分队，拆散的啄木鸟鞭炮，火柴炮，摔炮，钻天哨，胆儿大点的小伙伴还会偷偷从家里拿几根大红袍大炮来，几个人围在一起，选出裁判，队长，然后就开始比谁的火柴炮声音大，谁的钻天哨飞的远。
穿了新衣服就跑到村口的桥头跟人比较，那时候不比牌子，不比质量，就比谁的新衣服最好看。还记得好几次，别人夸我的夹克比哥的好看，他就各种威逼利诱骗我跟他换，当新衣服穿到他身上时，我就觉得亏了，然后就哭着喊着跑回家找母亲给我做主。
自从我们兄弟俩这些年外出读书，就很少有机会都聚起，在年三十这一天和家人一起，贴对联，放鞭炮，做年夜饭，看春晚，然后一起守岁。
天刚微亮，父亲就把院子里里外外的打扫了一遍，吃过早饭，太阳已经照得很有暖意了，母亲不愿意在炕上继续躺着，拿个小板凳坐在了院里照得正暖的阳光下。
哥在炉子上认真地搅了一碗浆糊，母亲不放心地过来指挥。印象中只要在家的每个年三十，母亲都会搅一碗浆糊，农村的房子多，对联贴起来也多，母亲总说胶水粘不牢。
浆糊搅好后，我跟哥就开始了今天最重要的任务——贴对联。
“哎，这个可以，这个贴到西面那个书房上。”
“这明明就不是书房上贴的，你看上面写的五谷杂粮，肯定要贴厨房啊。”
“行行行，就你事多，赶紧贴。”
“哎，不对，左边一点，再稍微往下点。”
“你到底行不行啊，不行就我来。”
好几年没跟哥一起贴过对联了，年年岁岁如此，只要我们俩一起贴对联，那绝对是一个看不上另外一个。
母亲被我们俩给吵乐了，咧着嘴看着我们俩直笑。
“今儿晚上你们都别动，俺给你们来一桌正宗东北菜。”
在哈尔滨读了四年书的哥又开始吹牛皮了。
“吹吧你就，就你那手艺，也就只能整个小葱拌豆腐。还是放着我来吧，我至少能弄个纯正的新疆大盘鸡。”
多少还有点厨艺的我得意洋洋的说着。
“嘿，你忘了小时候那会儿，我们跟母亲去地里割麦子，哪次不是我提前一个小时回来给你们做饭？”
“好意思说你还，告诉你，就这事我到现在都心里一个梗，你就是纯粹性的偷懒，不愿意干活，晒不住那太阳。”
母亲听到这话一个劲儿的点头，笑着说：“子荣啊，不得不说你确实有点懒，稍微天气热点就嚷嚷着要回来做饭，子岩可是比你多吃很多苦啊。”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这些年，你在哈尔滨上学，每年就过年回来几天，子岩可是每个假期都回来啊，暑假要收小麦，那么重的袋子我根本就抬不动。你以后啊要是挣钱多了，别忘了你弟弟。”
母亲这一番话，把我跟哥都说的沉默了，母亲说的也对也不对。对的是哥自从去哈尔滨读书，一年就只能寒假回来一次。不对的是她或许不知道，哪有不想家的儿子。
哥每次回来路费开支，一个来回就得一两千，所以干脆到了暑假，他就在餐厅端盘子当服务员，既能混饱肚子，又能挣点钱。
冬日里的白天总是特别短暂，贴好对联，放了鞭炮，收拾完家里，准备好要做的菜，天色就暗了过来。
父亲早早得就打开了电视机，家里这台19寸的长虹电视机据说还是父亲当时在酒厂打工，升了车间里的班长，发了奖金买的。
“我们家这台电视可是咱们队里最早的一台彩电啊，刚买那时候每天都是一屋子的人过来蹭着看。”
母亲每每回忆起来脸上都会浮现出自豪的神情。
这些年家家户户条件都好了，别人家也早都从黑白电视换上了大彩电，再也不会有人来我们家是为了蹭电视。
哥还真的上了几个东北菜，什么锅包肉，地三鲜的，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一家四口围坐在茶几上。
“今儿你们哥俩陪我整两口，不多喝啊！”父亲很开心的说，是啊，儿子们都回家了，老婆也出院了，确实该整两口。
那个除夕夜注定成了我生命里最难忘的一夜，那晚我们跟父亲母亲聊了很多，聊着聊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流出了眼泪。
零点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放起了鞭炮，哥从桌子底下抱出来两大筒烟花。
“这么贵的东西买上干嘛，响几下就完了。”
母亲说着又白了哥一眼，但马上又笑了。二十多年了，每个除夕夜我们都会放鞭炮，却从来没有自己放过烟花。记得小时候每到这个点，父亲就在房顶搭把梯子，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坐在房顶上，看着远处城里冉冉升起的五颜六色的烟花。
那一晚母亲笑的很灿烂，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我闭上眼还能看到那晚母亲脸上比烟花还美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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