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也称骚体，大抵宗屈原为祖，取材于楚地民歌，终成为中国诗歌的一大源头。
楚辞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自然毋庸讳言，但与诗经不同，其过于明显的地域因素以及屈原的大男主人设，均为这种文学体裁的盛行增添了偶然性。换句话说，从诗的发展历史来说，楚辞未必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语境下的楚辞，并非单只某些文学作品，而是特指这一文学体裁。
如果没有屈原，或者屈原只是个普通诗人，那楚辞定然不会成为传颂千年的文学作品，更不会成为一种人尽皆知的文学体裁。
楚辞首篇便是《离骚》，即离歌。不过骚这个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起大落，不知何时由至雅变为了至俗。早在清朝末年，卢梭曾经被译为“卢骚”，可见，那时的“骚”，还未必以俗意优先——至少在我查阅资料以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我倒是有《红楼梦》的印象，林黛玉曾说史湘云的妆很骚。当然，红楼梦我是看不进去的，翻来覆去地去看，也很难前后贯通，不过翻到了某一页，一眼看到了这个“骚”字，然后发现是林黛玉说的，不禁对她大为改观。这说明在曹雪芹的年代，文学作品中的骚已经有俗意了。至于《儒林外史》中还有更直接的“骚婊子”，可见骚已经不是文人专有的特质，婊子也有。
有明一朝的文学，“骚”字亦有所别，有凌蒙初的又骚又吃醋的老和尚，又有冯梦龙的骚道野道，这个骚，自然不是雅骚。
而元朝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则写道：“陈仁玉骚词云：‘怀佳人兮山扃，蹑烟霏兮步轻’。”这个骚词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骚话到底是不是一个意思，倒也很难说。当然，此骚可指文体，毕竟怀佳人后面有个“兮”字；但若是指文意，也未尝不可，毕竟这场景也未免太过虐狗。
而到了宋朝，文中便皆为雅骚，所以，说不定吴师道的诗话当年颇为流行，以至于让骚这个字硬生生地从雅骚变成了俗骚。
以上诸言，颇不严谨，仅为博君一笑耳，切勿当真。但若是我们仿写离骚，恐怕有些困难，毕竟两千多子的体量，光是抄下来就够浪费笔墨了，加上仿写分析的各种言论，怕是没有十余万字是写不完的。所以，这次选取《楚辞》中最为豪迈沉重的一首——《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如果不算“兮”，总计一百零八字，在此我们掐头去尾地截取四联，用以仿写：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我们惊喜地发现，楚辞原来是不押韵的，但尽管不押韵，读起来却也能朗朗上口。由此可见，这个“兮”字虽无语意价值，却有音韵价值，不可或缺。
国殇这个词我们应该并不陌生，貌似还拍成了电视剧，那么这个词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产生新的更贴近于我们直观理解的含义。不过，在此处，殇即夭折，国殇即为国而夭折，也就是为国捐躯的战士们。我们仿写，自然不好再写战士，但除了战士，又有谁能这样地豪迈呢？
所以还是写战士，只不过我们脑海中的战士，大多不在战场，而在灾难现场。常言道铸剑为犁，我们的战士虽然很少有机会上阵杀敌，却有大把的机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挽救他人的生命，这种高尚未必逊色于疆场杀敌的英雄们。
屈子先写战士的装束：拿着吴戈、穿着铠甲；然后说战场上短兵相接。我们战士的装束不是这样，他们穿着迷彩服、握着担架，若是发大水，那便穿着救生衣，甚至作为人墙，阻碍水患。做人墙，那么便不有车辙变迹，而只有冲波逆折；也没有短兵相接，只有水肉相接。所以，可以写为：“秉担架兮披迷彩，波逆折兮铁肌接”。
然后，屈子描写战争场面，旌旗蔽日，敌人如云；箭矢坠地，士兵奋勇争先。我们没有旌旗蔽日，但我们有巨浪滔天；我们也没有敌人如云，但我们有伤民似海；我们没有箭矢坠地，但战士力有不支，也会倒下，即便有人倒下了，也会有人替补上来。所以写为：“浪滔天兮众民伤，力不支兮死相替”。
屈子后面写道他们确实非常勇武，意志刚强不可凌辱。这点倒是形象重合了，但我们更敬佩的是他们军令如山，是他们大公无私。杀人和救人是不同的，作为战士，执行任务固然是天职，但执行任务也要遵从本心，于是杀人有杀人的快感，救人又有救人的快感。杀人的快感，是激发了心中的大恶；救人的快感，则是激发了心中的大善。所以写为：“奉军令兮又以心，终大善兮不可夺”。
最后，“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后面的“为鬼雄”想必大家十分熟悉，是李清照写项羽，所以说，如果能穿越，李清照必然是楚霸王的小迷妹。这句诗实在是太好了，状生死之雄壮，几无超越的可能。于是我们暂且不改了，于是一首新时代的《国殇》如下：
秉担架兮披迷彩，波逆折兮铁肌接
浪滔天兮众民伤，力不支兮死相替
奉军令兮又以心，终大善兮不可夺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这样真的可以吗？这可是赤裸裸的抄袭！然而无妨，偷句、借句之法，在古诗中并不鲜见。最负盛名者当属李贺的那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已经变为成语，古往今来用之者无数。借句之道，当以恰到好处为目的，若是他人之句可为自己的诗增几分色，用来自然也是好的。不过这首仿写的《国殇》，虽然题材极佳，却难免是一篇凤尾接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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