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训练终归是要结束的。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在暑假结束的时候走完了它自己的程序，我们并不知道它给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我们看不出它带来的积极正面的效果，我们还是对孩子所处的世界一片混沌，每天晚上，惶恐着入睡，第二天早上茫然地醒来。不说高昂的训练费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孩子这样的状况带来的精神压力更加让人透不过气来。仿佛在漫无边际的海洋上，漂浮的孩子离你越来越越，你竭力伸出的双手根本就抓不住她，她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向你呼救，任凭汹涌的巨浪把她推向没有尽头的深渊。我们宁愿一觉都不再醒来，醒来的那刻，依旧是孩子从前纯真的笑脸和稚气的童音。可是曾几何时，它从她们的口中消失了，哪怕是最最简单的“爸爸妈妈”也变得如此陌生，只有你不断地要求她们的时候，她们才会怯生生地呼唤你，并且伴随着飘忽不定的眼神。
面对这样的孩子，你会试图抓住任何的机会来拯救她们，哪怕这样的机会看似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并且对于这样的方式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底气，但你还是会用尽全身力气去试一试。
当表姐来找我们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该向她求助了，她的丈夫的姑妈在我们市里的特殊学校任教。这是一条不得已的路。如果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是不会去走的。当我去抱怨世俗的权利是多么苍白的时候，你一定以为是我受到了如此重大的打击而变得怨天尤人。可事实是，当我们的训练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个暂时的落脚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希望再次回到原来就读的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被无情地拒之门外，校长甚至都觉得没有必要给我们理由，她的所作所为已经越过了作为教师这样一个身份的道德底线。她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对我们避而不见。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星期想要见到她以后选择了放弃，教育局的相关部门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幼儿园不属于义务教育，校长有权决定是否招收你家的孩子。看来我们的孩子已经被推离了正常的社会，她已经被界定为特殊的孩子。我们为此无能为力，哪怕是我们最初遇到的市第一院的专家医生并不想给我们的孩子扣上这样的帽子，贴上这样的标签。但是，从此刻起，社会已经无情的给她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我们再也走投无路了。
当我们见到我表姐丈夫的姑妈的时候，作为资深的特殊教育的教师，她并没有急于给我们的孩子下什么结论，而是让我们带着孩子去参观了整个学校，与其说是参观学校，不如说是去看看在这里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现状。为了不给我们造成太大的压力，她并没有陪同，而是让我们自由参观。从这样的情形来看，她应该事先给各个班级的任课老师已经打好了招呼，他们似乎早已知道我们要去。我们重点参观了一二年级以及最高年级的教学状况。我们带着孩子去了其中的一间教室，正逢他们下课，那位老师也是她推荐给我们的，让我们和他聊一下。事实上，我们真的不知道聊什么，从头到尾，我只记得他这样说了一句：从我的经验观察来看，你们的孩子程度还算不错，如果送到我们学校就太可惜了。我们感谢老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孩子，然后和他道别。从心底讲，参观完特殊教育学校，我们就打定主意不会把我们的女儿送到这里来，在这里真的是一群“特殊”的人，我无意从哪方面去贬低这样一群人，我们自身也几乎处于这样的边缘，随时可能踏入其中。因为我看到好多孩子在教室内学习的时候，完全面无表情，就像一滩烂泥躺在座位上。如果他们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是这样一副状态，我想他们一定会心痛不已，同样是孩子，为什么他们就要承受这样的生命状态，他们为何就要处在永无止境的深渊。没有语言、没有表情、没有任何的沟通与交流、没有任何感情。
我们离开教室来到了宋老师（我表姐丈夫的姑妈）的办公室，她在办公室等候我们良久。为我们泡上了热气腾腾的绿茶，然后笑意盈盈地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最终的结论是，她也不建议我们去她那里上学，并且哪怕是要去她那里上学，我们必须去精神疾病医院开出残疾证明。于是，到此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愿意接收我们的孩子，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宋老师很善良，我们没有必要去苛责她，是社会赋予她必须这样去做，去走这样一个程序，并且她发自内心地告诉我们，真的到了要把孩子送进特殊学校，孩子这辈子就完全地放弃了，我们的孩子还小，还有很多的机会去改善她的状况，这里不是她的出路和归路。最后宋老师为我们联系了市里的另一所学校，专门接收自闭症、唐氏综合征等孩子的学校。那个学校的校长是宋老师的朋友。
于是，我们踏上了去往那个特殊学校的求学之路——阳光幼儿园，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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