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大四，已经是“大学老油条”的大三学生开始摸索自己未来的方向，考研、出国、工作······在还未走到社会的大门的此刻，一边回望着往昔教室的模样，一边期待着未来的日子，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或许在某些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样子。
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曾扬言——“四年之后，我要考回江苏！”当时间匆匆逝去，浅薄的丫头成了隐忍的青年，面对纷繁的社会和选择，倒也多了些自己的想法和坚定的信念。
考研不是我的选择，可是有一些同学对于我的选择表示非常奇怪，或者说惊讶——“xx不考研？”似乎，在他们眼中，我是一定会选择考研的，我一定是那千千万考研大军中的一员。
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的想法。
从小，我就是老师口中的“好学生”，家长眼里的“好孩子”，老老实实背着书包上学，是我最应当去做的事情，即使只是在楼下小公园贪玩儿一会儿，也会被说“xx你怎么还不回家？别的小孩儿不懂事，你还不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小孩儿”——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儿，理所应当地拥有比我更多的游戏时间，“生活最让人困惑的一件事，就是让懂事的人承担后果。”这句话还真是不错。
总之，我一直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考试考高分是一定要的，成绩没进年级前五十名就一定出问题了。（咳，现在写着这些竟然有些心疼自己。）
我一定要说明的是——十二年的教育确实带给了我很多东西，而我也不仅仅是学会了知识而已——只是，那时候的我，确实是个中规中矩的傻孩子，小小的眼睛，戴着全框眼镜，扎个马尾辫，我就是这样一个一眼看上去就是“学霸”的孩子。
不仅仅是同学，就连我自己，曾经也认为考研是我最后的选择。考研似乎是“我们这类人”的必然选择。
当背上承受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不想再假装轻松地支撑下去了，我想把所有的包袱都抖落，不做别人眼中的谁，我想照着自己想要的样子活下去。
如果说这是长期压抑以来的逆反，我觉得倒也不算全对，因为“逆反”这个因素其实是存在在我的身体里的，从小到大，它偶尔出现一下，像个调皮的孩子。
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杨老师为了让我们好好练字，在某一天中午告诉我们不准再用圆珠笔和签字笔了，以后的作业全部用钢笔写。杨老师说完，同学们开始叽叽喳喳地讨论，有一些跟老师讨价还价，我忘记是怎么开始的了，我开始和老师吵，大声喊“为什么不能用！”喊着喊着我就哭了，我也忘记了当时杨老师说了什么，只记得我是班里唯一一个跟老师吵的人。过一会儿数学老师走了进来，听说有学生跟老师顶嘴，就说：“是xxx吗？就他，天天作业都用圆珠笔写。”那个同学赶紧澄清：“不是我不是我。”杨老师在一旁盘起胳膊说：“谁？还是好学生呢！是xx。”“xx？哟！”这时候的我依然在咽眼泪，真的是“咽”，因为我的小倔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哭，却又止不住自己莫名其妙的生理反应，只能使劲咽唾沫，这样似乎可以平衡一下快要涌出眼眶的泪水。
事后，一个一起回家的女孩儿告诉我，他们都很震惊，虽然大家都有些忿忿不平，但是都不会跟老师顶撞，没想到我——一个“好学生”，倒是“揭竿起义”，跟老师唱反调。
而这样“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
小学的时候，家里一直给我订奶喝，每天早上我都要带着一袋温好的奶去上学。某天早晨，就是很突然，我不想喝奶，但是妈妈哪儿能同意呢？从厨房拿来温好的奶让我带走，我边走出去边说“我就是不想喝，别给我。”于是，印象中最清晰的那一幕出现了——我走下楼，妈妈开着门喊“你给我上来，我数数了！一、二、三······”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什么，她不会跑下来打我，但是，走在路上的我脑袋里全是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违反过爸妈的话，用不着他们数数，我就会去做他们说的所有事情，但是这次，我不仅让妈妈数数了，我还头也不回地走了！一个“乖孩子”做了不听话的孩子才会做的事情，这种感觉，就像吃素的和尚第一次尝到肉的味道，忐忑不安，却兴奋无比。
所以，“逆反”的因素一直存在，也并不是被压抑，只是我没有发现，而现在，一个人生活在异乡，用食物来打比方，就像是剥掉了泥壳的叫花鸡，或者去掉了外壳的松花蛋，哦，或者说是出了葫芦的葫芦娃！当坚硬的外壳被剥离，那些不安的因素就全部显露出来了——沿着别人眼中的道路走下去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成为一个人人都认可的“成功人士”也不是我的追求。
我想登上山顶朝着朝阳大喊“滚蛋吧”；我想走没人走过的路，看没人看过的景；我想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走进营帐；我想在太阳未落之时清扫庭院；我想跪在在雪山脚下叩拜无形的神明······
我想活出自己的样子，自己想要的样子，即使步履维艰，也不回头，至少背上行囊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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