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作家的工地转到另一个作家的工地

圈子里的朋友遇上我或与我通电话，总忘不了夸奖我：“这些年你真高产。”

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在近几年每一期的《莽原》杂志上都能看到我的文字，都能看到我煞有介事地一边做着栏目主持，一边与作家们侃侃而谈。而从那些文字上也差不多能看到我的表情。

这些充满表情的文字，现在又积有12篇之多，这就是说，我的第二本作家对话集又将要出版了。

我上文用错了一个词，那就是“圈子”。其实，哪里有什么圈子？我又何曾进入过什么圈子？

再有，这高产现象也是一种假象。当然，《经过与穿越》出版后，很快又推出《穿越与接近》，无疑会给人以高产与快枪手的感觉。但是，《经过与穿越》是2002—2003两年之中的对话，只不过成书时间却是在2004年9月。所以，认真考究起来，2004和2005这两年，我也就写了这12篇对话，此外，也就不过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和一两篇评论文字，而且这12篇对话中，对话的另一方，也就是作家们还在协同我一起在“写作”——对话。

所以，这两年仍然是在读书——不停地读书，从一个作家的工地转到另一个作家的工地。

这里的工地之喻，可能有点对不住作家。客观上说，凡与我对话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大多呈现在我面前的已然是完整而精美的建筑。工地之说，无疑是在指称作家们的写作还处于未完成或未经整合的状态。然而，工地又未尝不可指称作家们工作时的现场。再有，从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看，作家的写作当然也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中国当代作家尤其如此。

我在对话过程所作的努力，诚然如我在《跋：“我在做一种接近的努力”》中所说，我在做一种接近作家的本质与作品内涵的努力，而我如果知道我努力的最后结果只是发现一个工地，或许会让人有些失望而让自己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