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起点。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给后人留下无数思考和启发。
辛亥革命后，晚清帝制终结，清帝溥仪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了迈向现代文明的征程。
围绕着当时中国社会变革，民国思想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革命派，二是改良派。
改良派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胡适、蔡元培等。革命派思想家如孙中山、章炳麟、邹容、陈独秀等。
改良派思想比较温和，主张以理性、和平、法治形式实现社会变革，反对军事武力，强调寻循序渐进，分阶段、分步骤实现社会改良。
革命派思想较为激进，重视社会运动或武力斗争，主张快速、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
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用现代宪政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建立平等、民治、法治政府，建设民治国家。
比如袁世凯的总统立宪制如此，黎元洪的国会内阁制如此，徐世昌的总理内阁制如此，即便后来冯国璋、段祺瑞组建的军阀式政府，同样有如此精神。
可惜后来军阀割据，争斗不息，争权夺利，民国中央权威日益削弱。民国初期的民治、法治精神越来越稀少，最后沦为军阀武力专制，如张作霖、张宗昌控制的民国北京政府，以及后来蒋介石的党治政府。
民国初期思想家、改革家，奠定了民国时期的政治理念，对民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后来以蒋介石为权威的党治政府，同样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作为党治的精神理念。
民国思想家对废除封建专制，建立民治宪政制度，看法一致，但其社会改革主张，却分歧较大，这也是民国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最大不同之处。
民国革命派如孙中山、陈独秀认为，要以革命形式解决中国问题；既要进行宪政革命，又要进行社会革命；既要推翻封建君权；又要打倒土豪势力，平均地权，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后来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某些做法已接近如此。如国民党北伐军一面以军事武力对抗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势力，一边抢夺土豪财物，攫取钱财。
随着民国革命派势力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激进，一些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如严复、胡适、梁启超等人，非常焦虑，忧心忡忡。
他们担心，一旦革命势力激进做法，摧毁中国中产阶级阶层（如乡绅），社会的经济基础将被破坏，经济秩序失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导致局面难以收拾。
如国民党政府军北伐时期，梁启超写给其子女的信中说，武装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屠戮，死伤极多，最后成为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账目。
胡适同样不赞成激进革命。
胡适认为，应当用理性、和平、法律形式，逐步推进社会改革，不应鼓动民众，采取如罢课、罢工等激烈形式。
如胡适对1927年4月上海发生的工人大罢工，明确持反对意见。 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党人发动的工人罢工，使得无数工人失业，工厂瘫痪；放火容易、救火难，不知最后结局如何收拾。
从民国元年（1911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改为北平），张作霖败走奉天（后改为辽宁省）为期，这一段时期是民国的宪政时期：借鉴西方立宪共和制组建政府，实施民治理想。
张作霖败走奉天，在皇姑屯火车站被炸，影响巨大，成为后来的悬案。不久，张学良易帜，改为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宣布服从蒋介石中央政府，中国进入党治时期。
至此，全国各地其他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等，通电归顺，民国宪政灭亡，中国近代历史进入新阶段。
以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曾激情飞扬、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的宪政理想告别民国舞台，成为一段夹杂着忧伤、惆怅的历史记忆。
关于民国时期的近代宪政历史，中外学者们的看法不一。
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不适合施行西方式宪政制。民国学者罗隆基认为，近代民国宪政之失败，和复杂的中国国情、社会历史有关，应当以历史眼光看待。这也是“剑桥民国史”的基本看法。
美国学者佩弗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传统、习俗、信仰文化，决定了不适合施行民治宪政；宪政制对于中国是外来的，空洞的，中国没有基础；他还认为，宪政在近代中国的失败，不是宪政制的失败，而是一代人的失败。
无论如何，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特殊舞台上，曾涌现无数仁人志士。他们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尽力奉献出自己的智慧、理想、热情、良知和正义感，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践行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
如果没有近代民国这些思想家、改革家的努力，中国封建社会不会很快消亡，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进入现代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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