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少女”蒋方舟还没立起来就一屁股坐那儿了

“叛逆少女”蒋方舟还没立起来就一屁股坐那儿了

张小笨

蒋方舟最近一次引起争议，与迪丽热巴有关。

那是在很久以前一期以“人设”为话题的《圆桌派》上，她说胖迪吃货人设是设计出来的，工作室为了拉近热巴与普通女孩子的距离，才有了这个设计。这番言论当时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时隔多月，神通广大的热心网友反而旧账新算起来。

“蒋方舟”这三个字引起的争议由来已久，仔细算起来，还要追溯到20年前的高光时刻。

1999年，一本名叫《打开天窗》的书横空出世，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只有9岁的蒋方舟用天马行空的孩童口吻，讲述了她眼里的七彩世界，透过纸背，人们看到了属于孩子的纯真与美好，也看到了蒋方舟独特的幽默老辣和超前的自我意识。

许多文学界的专家权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感慨道：“写得太漂亮！”

生活是蒋方舟创作的灵感源泉，“孩子的世界你们大人永远不懂”，她带着这样的思考，12岁时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书《正在发育》，生活中的那些趣事加上幽默的文笔，一度让人捧腹大笑。人们感叹道：“现在作家的年龄是越来越小了，和穿着牛仔服的韩寒相比，方舟简直就是一个小不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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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断的夸赞让年幼的蒋方舟发觉，写作可以成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于是笔耕不辍，18岁之前接连出版了9本书，还在多家报纸开设了自己的专栏。

在那个互联网还不算发达的年代，“蒋方舟”三个字就已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成了“神童”的代名词，更位居襄樊十大知名品牌第四名，排在襄樊大头菜前面。

迅速积累起来的名气，给蒋方舟原本普通的家庭带来巨变，随着名气而来的还有财富。小小年纪，她的稿费就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这些钱变成了爸爸的新摩托，甚至变成了家里的新房子。

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铁路子弟”，父亲是列车乘警，母亲是铁路中学的老师，蒋方舟出生在湖北襄樊的铁路医院里，成长在铁路家属大院中，人生本来也会像铁路一样平坦笔直，或者成为一名乘务员，或者嫁给一名乘务员。

罗振宇曾说过：“你现在的人生，其实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而改变蒋方舟既定人生轨迹的选择，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母亲尚爱兰做出的。

写作也是尚爱兰的事业，她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写作，曾获得过首届“榕树下网络文学大赛”金奖，有人评价尚爱兰的作品，如果仔细雕琢一下是有可能走进文学史的。

然而，随着柴米油盐的琐碎与女儿的降生，尚爱兰逐渐回归到家庭主妇的生活，用蒋方舟的话形容母亲就是，“困囿在小城市小妇人皮囊之下的人，有一颗敏感而不安的心”。

曾经的文学青年将自己未实现的理想与追求，寄托在了年幼的女儿身上。

蒋方舟的写作生涯是从恫吓开始的。母亲告诉她，国家法律规定，小孩子7岁就要开始写作，9岁就要出一本书，不然就会被警察抓走。以至于每次没有完成写作任务时，一听到警笛声，蒋方舟就会吓得缩进被子。

写作和学业上的双重压力超出了蒋方舟的年龄承受范围。一次，情绪崩溃的她坐在阳台栏杆上迟迟不肯下来，母亲赶回来时看到她哭得摇摇欲坠，边哭边说不想上学了，母亲心疼她，和她一起哭。

这次崩溃最终让蒋方舟拥有了不再交作业的特权。

然而，在带给她得天独厚的创作环境的同时，母亲也给她带来了成年人社会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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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韩寒曾被质疑父亲代笔《三重门》，蒋方舟作品的真实性也被许多人质疑过：“连字都没认全的年纪，怎么可能就出书了？她出道，她妈妈就隐退，说明是她妈妈代笔的。”

其实了解出版流程的人都知道，儿童出书一定需要大量的成人编辑工作，这其中避免不了妈妈的修改以及出版社的建议，但孩童的文笔，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模仿。

不怀好意的人们喜欢把“伤仲永”作为幸灾乐祸的谈资，这对于蒋方舟来说，早已不是需要严阵以待去面对的问题，在多年的巅峰经验中，她“对质疑不仅情感上麻木，而且理性上也能完全屏蔽掉任何影响”。

在被流言覆盖的岁月里，蒋方舟从始至终保持着沉默。

北京六道口的房子里，每天晚饭后，蒋方舟会和母亲一起跳健美操，母亲时常调侃她：“跳得再瘦有什么用，又没人要”。

蒋方舟不以为然。

面对“嫁不出去”这件事，蒋方舟也经常拿自己开涮：“我还是属于在两性市场中被挑选的状态。”

最为人所知的一次是在《圆桌派》的一期节目里，对谈两性关系和婚嫁等话题，“北京大飒蜜”老徐尽显独立大女人风采，缓缓道来：“我不管男人怎么看，男人爱怎么看怎么看”，在现场男嘉宾沉浸在徐静蕾的魅力时，蒋方舟酝酿着自己的小糗事。

从小到大都是班长的她却喜欢着坐在最后一排的男孩子。有一次她过生日没告诉任何人，那天晚自习，男孩冲到讲台上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人的生日，蒋方舟正激动地准备站起来拥抱他，男孩说，今天是易建联的生日，我们一起祝他生日快乐。

其实，与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恨嫁形象有所不同，蒋方舟有着自己的衡量原则：“我只在意我认可的事，比如写作，结婚生子对写作是个障碍，所以我会把它们推到自己写出满意的作品之后。”

但她习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自黑，早已成为蒋方舟的拿手好戏。

除了婚恋问题，蒋方舟的自黑技巧里，“丑”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鲁豫有约》的节目里，她用“少女四大悲哀”形容自己的不漂亮，分别是胖、黑、皮肤粗糙、脸大，甚至还说自己长得特像丁俊晖。当现场摄像给到一个特写时，她特地调整成与背后屏幕上丁俊晖一致的角度。

时至今日，她还经常在自己微博上放丑照来取悦粉丝。

有一个故事经常被她提起，“小学的时候我喜欢过一个同年级的‘黑社会大哥’，我的闺蜜是一个美女，放学的路上她总是被这个‘黑社会大哥’跟踪，很生气，就会在放学之前跟我换衣服，然后这个‘大哥’就会跟踪我，但跟踪的过程中看到了我的正面，大哥说了句：唉！操！然后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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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时常嘲笑自己为“过气网红”，在谈论到对即将到来的而立之年的恐惧时，她说：“怕自己三十岁的时候立不住，一屁股就坐那了”，说完笑了。

然而，每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笑脸背后，都有一个曾咬紧牙关的灵魂。

在公众视野里，蒋方舟的性格好到近乎谄媚。她曾公开表示自己具有“讨好型人格”，太希望别人喜欢自己，不敢反驳别人

她曾在电话里向男朋友道歉长达两个小时，临近崩溃时，一句“我受不了了”却始终说不出口。

低姿态，是短短的人生经历教给她的处事之道。

那时，蒋家三口人住在一室一厅的小套间里，蒋方舟不仅没有自己的卧室，写作空间都是用一张帘子围出来的，家里来了客人时，她的私人领地会变成会客椅，不礼貌的来访者有时还会大声地把她未完成的文章读出来。

进入中学后，学校为了支持她写作，给了她一间单人宿舍，被同学们命名为“蒋方舟创作室”。享受特殊待遇的蒋方舟逐渐被孤立了起来，同学间传言宿管阿姨帮她洗衣服，每次宿舍楼一停电，就会有人说学校其实是为了把电都供给蒋方舟，接着就是一阵咒骂。

学校里，她是遗世而独立的那株芙蓉，却也是鹤立鸡群的那个怪人，躲避人群，也躲避锋芒。

工作上，她身边围绕着文化界的各类名人，蒋方舟这样回忆：“我是那个圈子里年龄最小的，一直在大家的注视下成长，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晚辈，都觉得可以来指点一下我。我也总会认为自己需要谦卑，于是也会拿出很谄媚的姿态来，放任大家的指点。”

早早就掌握了一种技能，关于如何获得成年人的喜爱，如何讨成年人的期待，而“讨好”，也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

在一期节目里，蒋方舟曾讲述自己小时候喜欢捡东西吃的经历，在座的嘉宾都大为震撼。为了向妈妈展示自己多乖巧，她常常将每天的2块早饭钱攒起来，从来不花，等到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就捡点同学们掉在教室地上的零食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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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敢正面表达真实的情感，活了快30年，蒋方舟发现自己没和任何人建立过真实的关系。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句富有哲理的话出自大哲学家尼采之口，同时也是蒋方舟在清华大学一次演讲的主题。

彼时，她刚刚从为期一年的东京生活归来，那曾是她自我救赎的一年。

几年前，蒋方舟就发觉了自己状态不对。

那时她刚付完北京一套房子的首付，卡里只剩下几十块钱，只要有节目找到她，给点报酬她就愿意接。

她作为嘉宾参加了一档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组有一个环节是拍摄嘉宾们起床的情节，为了更好的节目效果，嘉宾们会提前上好妆后钻进被窝里，然后表演突然被叫醒的惊慌和愤怒。只有蒋方舟无所适从，全程窘到极点，像作弊被抓一样一脸尴尬。

蒋方舟第一个被淘汰，摄影师接到任务去拍她情绪崩溃的镜头，结果憋了半天，她只憋出了一个尬笑。那一刻，她听见对方爆了一句粗口。

朋友跟她说，别人那么尊重名利场，他们获得相应的回报是应该的，而你想赚钱却又不愿意妥协，当然很痛苦。蒋方舟恍然大悟。商业与娱乐化消耗着蒋方舟的精力，留给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她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

写作始终被蒋方舟视为自己最后的底线，“小说就是我的避难所，当我躲进小说的创作中时，我就觉得自己百毒不侵，没有什么现实的焦虑能够困扰到我”。

然而，当这个底线被触碰时，蒋方舟感受到了危机。一次，在与一家出版社主编交谈时，对方直言不讳：“放弃吧，你没有写小说的天赋。”

蒋方舟懵了。

真正的顿悟来自一位长辈的提醒。

那时，她正与自己最尊敬的老师阎连科合写《两代人的十二月》，每个月两人会写一篇同题的文章，拖稿的那位却总是她，到了10月份，8月份的稿子她还没有完成。

有一天阎连科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你现每天过得非常繁忙，非常五光十色，我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但大概是不好的。

这让蒋方舟非常惭愧，她见过年近花甲的阎连科如何工作，阎连科不会打字，他的文章全部是手写，颈椎病让他无法伏案工作，那次出国由于没有带支架，蒋方舟看到阎连科跪在地上伏着墙写作的场面时，顿时热泪盈眶。

蒋方舟的脑海里突然想起这样一则故事：阿拉斯加犬在雪地上没有坐标，它觉得自己走的是一条路，实际上可能已经偏离了180度。

她意识到，再不调头就完蛋了。

2016年，蒋方舟决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前往东京独居一年。

在那座陌生的城市她打磨着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出名的作品：她自己。

东京让她慢了下来，一个人从旅馆搬进公寓，一个人体验早高峰的地铁，一个人克服独自吃饭的羞涩，一个人在突然醒来的寂静夜晚和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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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以来，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蒋方舟把这一年里写下的漫长日记集结成了一本书，名叫《东京一年》，她说这本书就像一部病历，记录了她与心魔搏斗的日子，“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重新回到祖国的，是经历过与另一个自己博弈后胜利归来的蒋方舟，依旧有着小聪明，会点小讨好，只是更加坚信：“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除了迪丽热巴人设事件，让蒋方舟倍受关注的，还有不久前的Me Too行动。

2018年7月的一个晚上，蒋方舟加入了一支实名举报性侵行为的队伍，在朋友圈发文表示：我也曾遭遇章文的性骚扰。

像一根暗刺，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她站出来揭开一些疮疤。

而这，其实并不是她第一次勇敢。

时间回到清华大学破格降60分录取她那天，这个小城姑娘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人才济济的北京，蒋方舟背着跟她差不多高的双肩包，风尘仆仆地来到新闻与传播学院报到，开始了充实而孤独的大学时光。

直到一封轰动全校的信，让蒋方舟脱离了平和的生活，淹没在众人的口水中。

恰逢清华百年诞辰，包括蒋方舟在内的5个人收到了一封约稿的邮件。在其他人都在歌功颂德之际，蒋方舟的文章却大篇幅地谈论着对学校体制化现象的不满，此信一出，立即有老师联名写信要求开除蒋方舟，身边的朋友发来短信，内容充斥着“狼心狗肺”这样的字眼，转眼间成为全校公敌，那是她最痛苦的时刻。

然而她还是撑下去了，她说：“只要我能在这个学校顺利毕业并且过得比他们都好，那将会是更大意义上的胜利”。

说真话，不是蒋方舟的年少轻狂，30岁来临之际，这次她又说了真话。

两年前，在一个日本文化项目上，她与章文同座，饭桌上的衣冠楚楚不代表饭桌下不是禽兽，章文的手趁着众人不注意的空档，几次摸上了她的大腿，蒋方舟客气的提醒并没有劝阻住章文，她借故离席才得以摆脱。

那次不愉快之后，两人再没有过交集，蒋方舟当时也想着算了吧。

当她看到章文再次性侵女性的消息一出，顿时感觉血液涌向大脑，说不出的愤怒。

“女孩子不要那么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在母亲的告诫下，蒋方舟冷静了下来。然而第二天，当她看见章文不仅不认错，还向女孩大泼脏水的时候，蒋方舟出离了愤怒，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被骚扰的女孩发出的文章，“我在这件事上的发言是有意义的，我就应该说”。

她说如果她是那个女生，肯定想死的心都有，于是那天晚上，她约了女孩见面，她安慰哭泣的女孩说：“我得见你，我怕你有事。”

不是没有被泼过脏水，最让她痛心的批评就是，“蒋方舟除了被性侵还有其他作品吗？”

然而，当被问到参与这次行动有后悔吗？她说：“我的回答从来没有变过，在我从小到大的经历里，我从来都只悔恨自己的软弱，而从未悔恨于自己的鲁莽。”

这次事件过后，人们看到了蒋方舟心口刻着的一个“勇”字。但蒋方舟觉得，为受害者发声并不算勇敢，就像10年前的一次聚餐，她替一个女实习生挡下了男同事不怀好意的灌酒并送她回家一样，也不是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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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方舟来说，更大的勇敢，是她接受了自己欠缺小说天赋的这个现实。

最近，阎连科也觉得蒋方舟不一样了，他说：“再被评价没有代表作时，她更多是笑一笑，不会像以前那样，在我面前比划，要怎么创造更庞大的自己。”

现在，她在给自己一个沉下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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