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论义和团者，盖分左右两派，左派以义和团英勇抗洋，粉碎八国瓜分中国之阴谋。右派以义和团野蛮排外，召八国入侵而祸中国。皆一偏之论也，义和团爱国者也，然皆乌合之众，绿林、赤眉、黄巾之流也，颂之以义军，岂不过哉！然能抗洋，以使洋夷晓然知中国民众之不可欺，则悯之许之，右派之论，邪矣。以八国之侵华，为义和团所召，重于责抵抗者，轻于责侵略者，夫义和团之烧馆杀使，愤于洋夷之虐也，洋逼则民抗，不责所逼，而责所抗，譬如不责盗贼，而责杀盗贼者，岂不悖哉！鸦片战争，中国未杀英使，而英法侵中国，岂由杀使哉！西洋之觊觎中国久矣，非徒以杀使而侵之也。呜呼！以祸国之罪归之义和团，而咎义和团之生事召夷，然则秦侩之与金议和，汪精卫之与日友好，乃为功臣耶？昔之论者有咎景延广以挑契丹而亡国，今之论者咎义和团以挑洋夷而祸国，舍夷夏之大防，置侵略之大敌，邪说悖论，古今同辙。
又有皇汉者以义和团之口号“扶清灭洋”，以为义和团之抗洋，为清而已，清之奴也，不知清之为夷为仇耶？吾以为责之亦过矣。西洋夷狄也，满清亦夷狄也，然而满清为夷狄之居于内者，西洋为夷狄之侵于外者，则姑扶清以抗洋，权也；满清昔寇华夏，祸害华夏深矣，为华夏大仇，然满清之为患于昔也大，为患于今也小，满清已衰，汉臣崛起，不足为患，西洋之仇虽不及满清，而其患方大，又仗利器，有宗教文化之相诱，使中国西化而忘其祖，则且扶清以驱洋，势也。义和团岂忠满清者哉？扶清灭洋，名也，灭洋而后覆清，实也，洋能灭，则清何不可覆哉？慈禧亦知义和团之不可恃，恶其众之合，后亦遣兵剿之，可知也。悲夫！义和团徒勇无谋，众而无主，徒愤怒而不无理想，终以匪名为满清所剿灭耳！
西洋方侵，暂与满清联合抗洋，岂亲满清哉？势之不得不尔也。西洋方侵，而犹与清争，则西洋坐收渔翁之利，中国之害也大矣，役于满清，复亡于西洋，如印度之贱民矣。若龚孝琪疾满清之恶，而引八国伐满清，火烧园陵，欲以报满清，而亦贼中国！知满清之恶，忿不思择，乃亲西洋，亦何愚也。西洋未侵，满清内寇也，西洋外寇也，内寇不能逐，何以攮外寇？覆满清而建立民国，理也。
附：
今之论华夷者，有两大害，一为纯文化论也，二为纯血统论。纯文论者，重文化而轻种族，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则元魏、元、清亦中国之矣，此长夷狄之侵，实虚无民族；纯血统论者，以血统纯正为贵，父汉母汉为贵，父汉母夷，则贱矣，父夷母汉，愈贱矣，为夷狄血统者，皆排矣，如此，唐太宗亦贱矣，郑成功亦贱矣，金日氏之世为汉忠臣，李光弼之为唐功臣，梁漱溟之为君子，亦贬之排之矣，内夷外夷不审，温夷狡夷不分，而皆排之，此为极端种族主义，与德之纳粹何异哉？今之极端皇汉是也。夫华夷，亲乎同类，故非类不近；重于文化，而染夷俗者亦贬。不许夷窃夏，而以夏变夷。不许夷之窃夏，义之严不可苟也；以夏变夷，仁之大而可及也。春秋据乱升平世内华夏而外夷狄，义也；太平世则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王者无外，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仁也。其于夷狄，温顺者施之以恩，化之以礼；狡悍者伐之以威，惩之以刑，岂皆排绝哉！为纯文化之论者，驰夷夏之防，而助夷狄之横，致患深；为纯血统论者，挑夷夏之争，而生边疆之戈，树敌多。胡可不辟哉！ 以论血统，则有亲疏；而亲之沦于夷者，则亦当贬也，故杞绌于夏胤；以论文化，则有文野，而夷之近于夏者，非可同也，故中山外于中国；以论道德，则有贞邪，而夷之附于夏者，可以许也，故金日列于汉臣。 亲疏恩也，而恩有不可绝，沦于夷者救之，使归华夏；文野礼也，而礼有可化，慕义化于夏者受之，一视同仁；贞邪道也，道有高低，夷狄之贞不比中国之圣，虽为汉臣，而不可加于汉人之上。呜呼！此中多辨，偏据一义，则失矣！
内夏外夷而不乱，根本固；以夏变夷而不狭，枝叶茂。
刘知远，沙陀之夷也，而有功于中国，与陈霸先等，鲜卑寇江南，而霸先驱之，而代梁为主；契丹入中国，而知远驱之，中原无主，兆人乐推，姑许为中国之主，权也。而主血统论者以其沙陀贬之，岂不固哉？沙陀，内夷也，契丹，外夷也，沙陀之害小，契丹之害大。逐其害之大者，则为功也。且沙陀之窃据中原，自李存勖始也，石氏继之，而引契丹为助，以灭李氏代之，重贵挑之，而契丹入寇中原，以毒生民。知远无窃夏之谋，无虐夏之毒，驱强虏于塞外，安宁中国，为兆人乐推，故暂许之。然终不可与其治中国，夷不治华，天亦终不与之，而刘氏速亡，还之于郭氏，义也。
姚戈仲，羌人也，而诫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李嗣源，沙陀也，而祷告皇天曰：“吾本胡人，因逢乱世，故为众拥戴为帝。望上天怜悯苍生，早降圣人，为万民之主。”自知夷狄之不可干中国也，五胡旋起旋灭，刘石皆赤其族，拓拔、宇文亦几灭族，夷不治华，理也，犯理者非诛于其身，则罚于后嗣。戈仲、嗣源知义知命，可不为夷狄之贤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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