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的《诗经》注家这么认为：《卷耳》是写一个女人怀念远行在外的亲人（丈夫还是情人？）。一度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通常是这样理解这首诗的：首章写女人采集卷耳（一种野菜），可因为想念远行人，连浅浅的筐子都没有装满。以下二三四章，意思大致相同，写女人设想远行人遭遇到种种困难，写尽女人的担心与相思。还别说，这种解读似乎还真有道理。
荀子对《卷耳》的首章发表过这样的观点：“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分心）周行。”似可作为上述解读的依据。
而且，方玉润曾说过：“后世杜甫‘今夜鄜州月’一首，脱胎于此（卷耳）。”这说明方玉润与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但反复阅读之后，我渐渐地对上述的看法产生了怀疑。
问题出在第二、三、四章，反复强调远行的艰难乃至危险：一再渲染马疲倦（“我马虺隤” 、“我马玄黄”、“我马瘏矣”。），又继之以仆人病倒（“我仆痡矣”。）。女人担心远行人，会设想到一些不利的情形，这好理解。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反复强调？
也许你会反驳：这不正好表达了女人忧思之深吗？不，我并不这么看。当我们担心自己的亲人，往往会不敢过多地设想种种的危险，会想出种种有利的情形，来解脱自己的担忧。
当女人担心自己的亲人时，更真实心理活动可能是这样的：“他会遇到危险吗？马会不会疲劳，仆人会不会生病……不，不会！我的马是世上少有的好马，怎么可能疲劳，我的仆人年轻臭壮，怎么会生病……我们敬重神明，不欺人害人，神明会保佑我们的！他会没事的，他一定能平安归来！”
对比一下：“我的马病了，真糟糕！我的马累了，真糟糕！我的马跑不动了，我的仆人也累倒了，老天爷怎么办啊！”到底哪一种内心想法更合乎情理？
不知道是不是意识到这种解读的问题，钱钟书在《管锥篇》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卷耳》的写法有如“章回小说谓之‘话分两头’”。即首章的“我”与后面二三四章的“我”分别由诗人代言。但钱钟书的看法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
傅斯年在《诗经讲义》里则认为，首章与后面三章恐有错乱，原话是这样的：“《卷耳》女子思其丈夫行役在外之辞。但首章是女子口气，下三章乃若行役在外者之辞，恐有错乱。”不知钱钟书的观点是不是受了傅斯年的启发。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首章未必是女子怀人，而是旅行人沿途所见，有所感怀。他见到了采摘卷耳的情形，于是想念起了闺中人。也就是说，“嗟我怀人”，并非女子想念远行亲人，而是远行人在想念闺中女子（其实又何必是闺中人呢，也许就是有所感念罢了。）这种感怀也只是一个闪念，行路要紧。
《诗经》里的兴，通常是见什么就唱什么，信手拈来，随手放下，转入正题。这种写法比比皆是：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如“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所谓“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当属起兴的写法。更可能是行路人所见，至于“不盈顷筐”，也并非女子心有所念，采下的卷耳居然'连浅筐都装不满。更可能刚刚采摘一片两片五六片。如果筐子“盈”了满了，就该回家了。
接下来三章，是行路人铺叙路途遭遇到的实际情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反复渲染反复强调行路难，意图引起我们的共鸣吧？
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行路人是不是娘了点，既然选择了出门在外，就该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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