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民懂艺术吗?一个有问题的问题——由冯骥才《雕花烟斗》想到的
下面关于《雕花烟斗》一文的讨论只限于这一篇作品。笔者无意将结论引申到冯骥才其他作品上。为了不使读者误解，不妨先做一声明，我非常喜欢冯骥才的短篇小说，尤其是《俗世奇人》，风格独特，文笔妙绝，是当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集之一。也许正是因为对他的喜欢，才让我读《雕花烟斗》时不仅感到失望和痛惜，更不自觉地产生了许多深长的思考。
冯骥才《雕花烟斗》这个短篇小说发表在《当代》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却很少有短篇小说的选本会收录这篇小说。
《雕花烟斗》写了两个人，一个是画家、雕刻家，一个是花农。写他们两人的交往。画家的经历是复杂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谨小慎微但最终因为一幅画被定为黑画而落到被歧视、被孤立的悲惨境地，而这位花农却不为环境变化所动，一直欣赏着画家的画和他雕的烟斗，欣赏他的艺术。花农得知画家喜爱凤尾花，于是经常给这位艺术家送花，并要了画家雕的一支烟斗作回报，到死的时候告诉儿子，一定要那支烟斗作陪葬。小说的情节是由花农在画家生命中的位置的变化来结构的，一开始画家压根怀疑花农有任何的审美能力，后来慢慢地打心眼里认为花农是他的艺术知音。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的屠岸在给冯骥才的信中，声称自己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小说歌颂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伟大的，艺术就是不断地证明这一论断①。
今天的读者会同意这种评价吗？或者说，今天的读者会产生类似的感动吗？
至少我不会。这篇小说中一些很明显的东西在阻碍着我对人物的命运产生同情。
劳动人民懂艺术吗?一个有问题的问题——由冯骥才《雕花烟斗》想到的
最让我“不适”的是，这篇小说写花农完全是概念化的。作者似乎要拼了命在劳动人民身上榨出那种纯粹的爱美之心，然而，从来没有考虑到这种“纯粹的爱美之心”在这个花农的生活中是如何具体地存在的。
尤其是，他还是一位“花农”，某种程度上也是“艺人”——我们知道，“艺”最初的意思就是“栽培”。而在小说中，他的“爱美之心”似乎被那位画家完全俘虏了。作者也没有写出这个烟斗到底为什么吸引了花农，没有写他对烟斗的喜欢与艺术家自己的判断之间有何差别。总之，花农的这种“爱美之心”没有一丝一毫他个性的东西。
作者把花农身上的“爱美之心”写得很抽象。而且，这种“爱美之心”出现在花农身上，恰恰是被当作一种可惊奇的事情来写的。你可以说，小说采用了画家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但并没有对画家的这种看法本身有所反思。
这就使得整个主题的表达混杂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识：一是对劳动人民的爱美之心的赞美；另一个则是对这件事情的“不自然”的惊异，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怀疑和许许多多没有言明的假设。
小说似乎在尽力为“劳动人民懂艺术吗？”这个本身就有问题的问题提供一种合理的回答，这使得整个文本成为一个“例证”。好像有了这个文本，劳动人民的爱美之心就得到证明似的。其实，作者显然是从已有的答案里构造出一个生活来，这是短短40年后的今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是完全别样的。冯骥才这篇小说的“短命”，就在于它根本上是被政治思维所主导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劳动人民懂艺术吗”这一问题寻求一种正确的解答，而要看到，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已经是政治化思维的产物，还应该看到，就是这种想法，即文学作品应该对某种社会问题提供一种解答这种想法，把文学给再度政治化了。
问题是，今天，还有多少作家被类似的观念所束缚，还有多少作家在制造类似《雕花烟斗》这样的作品？看到那么多优秀的才华浪费于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文字上，怎能不让人扼腕痛惜！
注①屠岸《关于短篇小说〈雕花烟斗〉》，见《屠岸诗文集 第六卷 诗论·文论·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331-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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