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江大圩地处长江中下游，那里的田野和村庄，街道和商铺与其它地方的村镇并无太多的区别，可它却是具有独特地理优势的沿江江南小镇，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历代为兵家所必争之地。据此二百公里外的下江，就是著名的六朝古都南京，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不知历经了多少个春秋，秋江大圩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鱼米粮仓。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就在小镇上建立起沿江纵队，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活动，拔据点、炸碉楼，轰轰烈烈。
老保长小的时候学习出类拔萃，过目不忘，记忆力惊人，早早的为私塾先生慧眼所识，虽历经半个世纪之久，仍是爷爷们闲聊间耳熟能详的一段佳话。成年之后的老保长更是意气风发，光耀门楣，祖坟冒了青烟。显然已是这秋江大圩十里八乡不折不扣家喻户晓的青年才俊。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在继清末道光四品进士桂迓衡归隐所编纂的县志之后，老保长临危受命成功的完善了县志，填补了县志一段乱世的空白。一时声名鹊起，仿佛成了那白鹿原上最德高望重，聪慧过人的朱先生。
老保长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年少得志，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秋江大圩的保长。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民心尽失，正处风雨飘摇之际。老保长在任期间究竟做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以及老保长的坏我们始终是无法考究的。
当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遇到长江上空的湿气，并紧紧的糅合在一起，或雨或雾，或雪或霜，飘洒向这片大地的时候，秋江大圩的冬天仿佛冰窖一般，格外的寒冷。就连狗也蜷缩在屋檐下，柴垛旁，灶台边，把脑袋深深的埋在胯下，不肯抬头多望一眼。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八，天下着鹅毛大雪，田埂上，水塘边，屋檐上一片银妆素裹。街道上昏沉沉的，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丝节日的喜庆。
“那一年我还在老铺里做伙计，掌柜的派我去收老保长赊去的几十斤糕点、布匹和烟酒的钱”四爷端坐在火炉旁，不紧不慢的磕掉烟杆里的烟灰，回忆道。经过了几道哨卡，四爷来到那熟悉又陌生的镇公所的保长室。说起熟悉，那是因为老铺和镇公所近在咫尺，老保长和他又是一起长大的玩伴。说起陌生，那就是不知从何时起，老保长似乎变了一个人，赊去的东西再也没有给过钱。
四爷依旧是低着头含着胸，怔怔的立在保长的办公桌前不敢抬眼望去。五分钟过去，只见老保长仍低头在他那宽大的办公桌上处理着公文。十分钟过去了，四爷终于按耐不住了，轻声的表明了来意，并遵照掌柜的旨意善意提醒到“这已经是第六次上门了，也是年前最后一次来了”。
此刻，老保长仍没有作声，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毛笔，缓缓的拉开了抽屉。霎时，四爷心中一阵欢喜，心想苦心人天不负，这次终有了希望，回去掌柜的一定会大大的赏他这一年来的辛勤付出，甚至想到用这些赏赐如何安排去过个好年了。
说时迟那时快，老保长从桌边的抽屉里迅速的拔出手枪，随即便是“咔嚓”子弹上膛的声音，紧接着“啪”的一声，手枪重重的摔在了桌子上。四爷一下子似乎从云端跌到了谷底，紧紧的后退了几步，脑子一片空白。屋外北风呼呼，大雪纷飞，四爷的脊背却不住的冒着冷汗。老保长从鬼子留下来的旧皮椅子上蹭地站了起来，双手叉腰，怒目圆睁的吼道：“你们找我要钱，TMD我找谁要去？”，“我们半年都……”,老保长欲言又止。转过头去，仍余怒未消，却不再说话。
此时，四爷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足足又僵持了五分钟后，老保长涨红着的消瘦的脸才慢慢的缓和了下来，恢复了往日的音容笑貌。“要么……”，老保长顿了顿，却依然是和声细语，“你把这汉阳造拿去当了吧”。四爷无言以对，只是本能的拨浪鼓似的摇摇那本已木讷的脑袋，并迅速从镇公所逃了出去。自此一辈子仍心有余悸，至死难以忘怀。
听罢，我们似乎对村里几十年来的流言蜚语深信不疑。然而，流言也并非就此罢了。解放后，老保长也为自己曾经造过的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被人民政府判了重刑，至于刑期我们终不得知。相传他在狱中依然很跋扈，最后他被关进了“小龙山”他们自己曾经设计建造监狱，那里有水牢，老虎凳和辣椒水。老保长也因此差点丢了性命，以至后来身体都几近残废了。倒也是因祸得福，否极泰来以及人民政府的宽大为怀，他终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逃了出来，捡回了一条命。也许，深受其害的人们相信，唯有受到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惩戒才能足以表达对旧社会及其帮凶的憎恶吧。
一晃近四十年过去了，生活的艰辛使得老保长已由一名红极一时的青年才俊和保长沦落成了足不出户的山野村夫，已由一个半残疾的年轻人变成了老态龙钟的花甲老人。然而生活并没有彻底压垮他，日子虽过得清苦，好在脑子依旧灵活，还能替圩上婚丧嫁娶的人家做一些抄抄写写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补贴家用，曾经的远大抱负和理想早已荡然无存，只能化作日常的柴米油盐和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
在这四十年里，除了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老保长从不主动提起过往，也不愿意别人提起，就像那啊Q脑袋上的癞疮疤，终究是抹不去的，无论是在头上还是在心里。就在老保长差不多将昔日“宠辱”皆忘殆尽的时候，海峡对岸却传来了曾经的老同事、老朋友即将返乡探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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