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在书中提到，19世纪的时候，尽管缺乏详尽的数据，但人们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萌芽》等小说中，我们均能感受到当时的贫富落差。当时，收入分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无不关注贫富分化及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一问题却渐渐地淡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54年，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流传甚广的“库兹涅茨曲线”。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从1913年到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库兹涅茨据此提出了他的假说。“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为倒U型：随着经济增长，一开始收入分配会恶化，但渐渐地就会改善。所以，不必担心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自己就会解决这一问题：河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拉斯迪涅是一个有野心，但是不通世事的大学生，他一心想要实现阶层突破，成为一名大法官，心狠手辣的伏脱说，对他说，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大学毕业最多到一个小地方当检察官，年薪是1000法郎，到30岁时会涨到1200法郎，要是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得靠关系，运气好，才能当上大法官，运气不好，这辈子就埋没了，他对拉斯迪涅的建议是，去追求贵族家的大小姐，而他则去派人暗杀小姐的哥哥，这样你就可以获得100万法郎，而他只索要20万法郎作为报酬。
皮凯蒂在书中所说的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要说明19世纪的财富不平等，而且也要提醒我们，财富不平等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年青一代如果想要实现阶层突破，就面临和小说主人公一样的选择，是努力工作还是靠自己拼搏奋斗，是拼爹还是拼搏，或者是嫁得好，娶得好？
让我们重新回到小说的情节，伏脱的一番开导，给拉斯迪涅描绘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个人奋斗，如果能够当上大法官，就可以跻身劳动收入的前1%，但是全国只有20个名额空缺，而后补的人多达几万人，但是就算是当上了大法官，你的收入也仅仅是普通工人的10倍而已，而如果你能娶到一位贵族小姐，那么你的收入将会挤进资本收入的1%，收入将会是普通工人的20到30倍，甚至更高，而学习法律，当律师，检察官的周期长，风险高，成功的概率低，而娶贵族小姐，相对来说，周期短，风险小，概率高。这两种投资选择，如果你身处19世纪，你会如何选择？
主人公刚刚来到巴黎的时候，也是充满了理想主义，想要做一名主持正义的，清廉的大法官，他也是充满理想，充满干劲儿，拒绝了伏脱功利的建议，但是呢，他又想要勾引高老头的二女儿，又觉得不妥，一直犹犹豫豫，最后高老头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还是主人公出了钱把老头给安葬了，饱经沧桑的主人公，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也埋葬了自己的初心，来到了继承了高老头遗产的二女儿身边，与她共进晚餐。
伟大的作家不会急于对小说的主人公进行道德的批判，主人公艰难的选择，是一个畸形社会的缩影，人物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曲线的影响，个人的曲线很难不被改变。
可以说，19世纪改变了很多人，但是很多人无法改变19世纪。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如果主人公是生活于贫富差距不大的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跻身资本收入的1%，仅仅是普通工人收入的5倍，要是跻身劳动收入的1%，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0到12倍，拼搏还是拼爹？当然是拼搏啦。
如果主人公处于战后婴儿潮的大发展时期，跻身资本收入的前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6到7倍，但是跻身劳动收入的1%，收入相当于是普通工人的10到12倍，拼搏还是拼爹？当然是拼搏了。
如果他身处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资本收入的前1%是普通工人的12到13倍，劳动收入的1%是普通工人的10到11倍，虽然差距不大，但是你就得权衡一下了。
如今21世纪正处于财富分配剧烈不平等，资本收入大大超过劳动收入的时代，2017年全球82%的财富流向了1%的富人，贫富恶化的程度创下了历史记录，现在的情况是，中东已经达到61%，美国是47%，俄罗斯46%，中国41%，欧洲37%。
如果主人公拉斯迪涅站在21世纪的今天，站在人生的选择当口，他又该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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