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杖底烟霞》学习笔记系列（1）
自古中国的哲学把天、地、人称为三才。人本来生于天地之间,却因文明日繁而心萦于世务,身陷于尘网,不得亲近自然。隐士逸民之类是例外,但是离群索居并非易事,不仅长沮、桀溺实际上难与鸟兽为群,就连谢枋得、张岱之流在日常生活上也必然有许多困境,《招隐士》一文早已危乎其言了。一般士人的折衷办法,是在春秋佳节登山临水,访寺寻僧,短则一日跋涉,长则旬月流连。
至于游者,当然勇怯有别,劳逸各殊:有的像袁枚,既怕走路,又怕晒太阳;有的像徐宏祖,不辞长征,更无畏艰险;有的像谢灵运,僮仆数百人,伐木开径,惊动官府;有的却像戴名世,从江宁到北京,一路淋雨,困于水乡,到达时不但行李湿透,而且满身泥浆。经历虽然不同,却都是人与自然相对,而所见所感,发而为文,便成游记。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在刘勰心目中本来是指山水诗，近人却认为《游名山志》的作者谢灵运不但是山水诗的大师,也是山水游记的远祖。
可是《游名山志》的零星片段,比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来,显得太过单调,比起谢灵运自己的山水诗句来，也觉逊色,根本达不到王羲之所谓的“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
中国游记的真正奠基人当然是柳宗元:到了《永州八记》,游记散文才兼有感性和知性,把散文艺术中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之功冶于一炉。这种描述生动、感慨深沉的文体,对后来的游记作者影响久长,众所皆知,不再多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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