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及庐
苏轼不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自言“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却是一个将各种技能点都点满的外挂式人物。
一本《苏轼集》常读常新，每次都能从中发掘出一个不同以往的苏轼。
这一次我看到的是“师者”苏东坡。
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苏轼回信给谢民师，一个和他没有一天交往的“朋友”，一见如故，借信回馈谢民师曾寄给他的诗赋杂文，在此一文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外挂大师的文学创作观，读之使人豁然开朗。
评论谢民师的诗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引出写文章当不拘一格，如云如流水，动静相宜，顺理成章的观点。
援引孔子的“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来说明文章没有文采是没有办法流传久远的，又说意思到达即可，但只是传达到意思，失了文采，就可以吗？
他认为当然是不可以的。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在看到让人心为之动容的情或景时，很难抓住那一瞬间的情感，只能任其流散。
苏轼说：“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能精准的传达给读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也是考验写作能力的事。
他举了西汉扬雄的例子，说其将简单浅显的道理用艰深到话写出来，求了形式的变化，却没有做到真正的“辞达”，与文章整体显出不相统一的调性，最后成了“雕虫篆刻”。
反之，屈原在作《离骚》时，虽是对《风》《雅》的发展，却做到可与“日月争光”。同理还有贾谊和司马相如。
在文章所成上，对客观事实的把握与精准得当的表达才是行文所需的。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好的文章，一定是能经受的住市场的考验，不是一个人所能定性的。
写文的时候，我们更多在表达自己，一味传达的可能是被模糊化的思想，但讲清楚一件事，反而是最重要的。
作文时过于追求形式而罔顾内容，最后会沦为“雕虫篆刻”。
精准的传达出自己的观点，其实已经展现了你的文采，这个时候，就无需过多的“雕琢”，从而真正达到“行云流水”。
这是苏轼传递给谢民师的创作基本观。
对待初结识的谢民师，苏轼倾囊相授，不吝倾谈文学创作之内里，自言“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答谢民师推官书》是他写给谢的第二封信，我感知到的却是满心的赤诚，他不是“师”，也是“师”。
附《答谢民师推官书》原文：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苏轼《答谢民师推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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