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桑兵教授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若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与“民”相系的“江湖”，则多了几分草莽之气，却缺乏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从容、淡泊与超越。何况处江湖之中，为扬名立万而不得不奉行“唯快不破”的存世之道，则更易产生根基不稳而借外力以固本的弊病。虽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及各研究机构，却恰恰需要自觉回避这样的问题，谨守学术正道本源，方能识大势而谋发展。
学术升降系于学人一身，而民族国家兴衰又影响学人心路与治学路径的选择。梁任公曾言近代中国经器物、制度与思想三变，虽然力图从思想学术层面重构国人复兴之道，但其功多见于“破”而未见于“立”，而沾沾自喜于“可挠到国人内心痒处”的激昂文字，难免培养出年轻学子傲视过往的霸气，却不知惟有敬畏前贤才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胡适未及而立之年便在北京大学声名鹊起，在讨论中国思想发展上截断横流，当然勇气可嘉却也难免底气不足，若非傅斯年等保驾护航，恐怕难以立于三尺讲台之上。而旧学功底不俗的傅斯年愿意为胡适发声，自然也是从其间思省传统与现实之间的两难、以及力图从外来资源重塑中国学术及国人价值。
不过留学欧洲、尤其是在海外与陈寅恪多番论学后，傅斯年的想法已明显转轨，对胡适虽仍视以师，但尺牍往来之间多有期望，言下之意却是胡适所出未如原期。晚年胡适放下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巨愿，而执着于《水经注》的考究，未必没有一点意气之争的想法，所以余英时先生在80年代与胡绳的一番关于胡适到底是学问好还是思想影响深远的讨论，颇值学人玩味。从胡适归国时要做“国人导师”的自我期许来看，其在思想界的地位与影响恐怕是值得肯定的，只是这种“做了过河卒子”的身不由己，到底还是不得不在江湖相斗中“拼命向前”，而那本原应安身立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却成为其学术品味的盖棺论定，不能不说还是有几分的遗憾。
王国维曾在《国学丛刊序》中言：“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不啻为经历了自西而中之后的肺腑之言。可惜静安先生投湖自尽后，世人多喜论及人事八卦，而难从心灵承寄学术大任的角度去理解这绝命之举。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明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其实也是陈先生的夫子自道。私下揣摩，若以今日学术发展大势，则“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不仅仅是指学术与世俗之分，在学人内部也要自觉外来资源与本土传统之间的联系与区分，方不致于继续“拿来主义”的弊病，而能够如陈先生所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世人均好以“象牙塔”指称大学，这一难免带有玫瑰色的想象确实寄托了国家社会及民众对学术研究的向往与期许。然而学人若尚带几分书生意气，则往往在学术研讨上难以求同而只能存异。但若在书生之争外加上几层利益纠葛和门派之见，大学则难免变为腥风血雨的学术江湖。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其实一旦出学入仕，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规范都为之一变，毕竟政治讲输赢而不论道德好坏，但承载知识传承与价值教化的大学却不能不知礼义廉耻与禁行立止。若治学与治校不带几分书生意气而仅论江湖规矩，则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时的雄心壮志、在时隔百年后仍为不可企及的梦想。
大约十年以前，桑兵师在《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课程上即教诲弟子，学术需有敬畏之心，需有追本溯源之愿，需有坐冷板凳啃苦菜根的觉悟，需晓做史学要有“聪明人下笨功夫”的努力。在桑师的新著《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的绪论中便进而论道：“网络时代，读书治学，更要注重孤往，因为坐拥书城，绝非难事，即使归隐林泉，只要能够上网，与身居闹市相比，也不过少了喧嚣和嘈杂，反而有助于专心致志。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毕竟学术并非进化论式的单线演进，后人未必真的在见识和学力上超越前人，如果不能遵从贤者的教诲先因后创，而以为学术可以如城市拆迁般不破不立，甚至是扯起外来的大旗占山为王，则不仅不能正本清源，反而更加误入歧途。
时下无论朝野均好谈民国，除了确实别有用心借力打力之外，其实多少也因为不懂所以敬上神坛。桑师在新著中即指出，“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时下每每听闻标举称引民国学人及学术不能得当，心中总感到几分异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学力不逮，传统根基不牢，又容易食洋不化，但在媒体时代，谨守本分往往容易被以为固步自封，倒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容易吸引眼球，最后却是离题万里南辕北辙。自己往往告诫学生，要明白王静安先生为什么说“可爱之学问不可信，可信之学问不可爱”，其实也是自我一份约束。
无论是向往民国抑或否定民国，学人自己首要清醒与自觉，桑师即道“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只是眼下大家更好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经验之谈，终日忙于论文职称项目荣誉，所以不破不立是最好的终南捷径，相较之下，先因后创时日漫长又谨小慎微，难免被视为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带有几分迂腐，在求“大”求“快”的思维下格格不入。只是学术不仅为己也是为人，如果一代一代的传承无法偱正途而行，那不仅是误人子弟，更是误国前程。
所以在《学术江湖》一书中，桑师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体现学问的魅力与可贵：守正道而不趋时、指正途而纠风气、示正法而启来者。书中收入的多篇论文，虽是讨论民国时期的中西学、“哲学”起源、白话文、大学人事、南北学风、学术观念、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等问题，其实也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示范学术尤其是史学研究如何承上启下、如何先因后创、如何论从史出、如何挖掘史事人事之间的关联和前因后果，进而更能体会史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奇妙与微妙。正如桑师当年的一个绝妙比方：学术研究就如同做一个紫砂壶，分辨工匠与大师的关键，在于能否做出“壶意”，而这个东西无法言传只能体会，师傅也无法告诉你“壶意”在哪里，但勤勉经年火候已至，无论导师抑或自己都能感悟其间。所以高明的学术研究不仅是告诉你研究的结果，更是提示你从其间揣摩治学的手法。取法乎上尚才得乎其中，否则等而下之不仅误己而且误人。
晚年于康乐园中撰就《柳如是别传》的陈寅恪先生，其学术视野与学术主张可为今日学人治学路径之导向。世人好以“以诗证史”概括先生的治学特点，甚至诸前贤从陈先生的诗文中解读古典今典，只是如果自己已存某种政治立场，则容易不自然地投射自己的主张于陈先生的诗文之中。其实作为“读书种子”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只为求学而不为学位，力图融会贯通外来学说与本国文化之隔阂，进而为吾国纲常伦理乃至价值体制做一继承发展的开拓。
所以桑师在新著中多次指出，“所谓西学，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人的心目之中；即使西方人要想贯通西学，也几无可能。至于学贯中西，可以说任何人绝做不到。作为方便名词整体而言，相比于同时代的中国学人，留学时间长、所到国家多的陈寅恪的西学算得上出类拔萃，甚至是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其西学主要集中于文史方面，还一度是中国研治西人东方学的首席。此节不仅得到留学生和好讲西学人士的承认，其本人还被推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委员。陈寅恪主张尽量吸收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绝不挟洋自重，舍己从人，很少称引附会西学，宁愿仿宋儒先例，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在批评一味趋新者的西学为过时的格义之学时，才显示其对国际学术界元和新样的了解与把握。其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的主张，为中外学术文化融通取向的高妙境界。”
今日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思想文化也要追上物质经济的轻快步伐，所以时下常呼吁“与国际对话”，要努力赶超“世界一流”。不过身处大学之中必然要警惕，“学问之事，本来就存在可信与可爱的不可兼得，越是高深玄奥，越是曲高和寡。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往往等而下之。那些一味面向新进，迎合时流的横通之论，无论如何出奇求新，不过是追求感官刺激而已。如果不能超越时流，坚守良知，以一般青年为主体的大学，反而最容易成为欺世盗名者横行无忌的场所，遑论并非故意的误人子弟。这也是大学稍有不慎即变为学术江湖的重要成因。”
由此思及，大学中常存所谓“重科研”抑或“重教学”的争论，实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的存在：如果没有坚实的科研作为基础，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为学生典范，则学生在“耳学”以外别无所获，以为学术不过是人人可以为之的“复制粘贴”，自然便失去了大学本身的尊严与坚守。窃以为大学并非需要每位学生都选择以学术为业，但在大学中培养起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培养起对前贤研究成果的敬畏与尊重、培养起对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的态度与尊重，是最起码的目的与宗旨。否则大学沦为职业技术学校，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不过功名利禄，又如何对得起“问学载道”的职业肩担？
从桑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以来，每次我都酷爱细品其著的绪言或解说部分。好的学术著作不仅仅为了解决学术问题，更要启发后学以治学思路和治学方法，更由此延伸至学人治学处世的原则与坚守。吾独爱桑师在新著《陈寅恪的西学》中的一段话：“正是针对世风不以舍己从人为耻、反而挟洋自重的时尚，陈寅恪凭借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重申中国今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的思想，其结局在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地位，而且势将终归于歇绝，主张必须坚守道教之真精神及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二者相反相成，才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确切中时弊。尽管他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未必能够即时挽回世运，所提出的法则却有颠扑不破的效应，可以检验所有与此相关的人与事。只是其所预言应验之日，恰是近代以来许多的流行破产之时。”其实这也是目前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不二法则。
尽管学人难免世俗桎梏的约束，但却不能随波逐流自污其身，须知“学术为二三素心人的志业，往往曲高和寡。所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学人首要关注立说能否传得久远，而不必苦恼著述是否看的人多。民众喜闻乐见与否，不应作为学术标准”，所以“学人不必在意现世知音的多少，真正的考验，在于面对古今中外贤哲的慧眼。”毕竟“学问是小众事业，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在自己努力向上与前贤哲者对话的同时，努力“提升学生的能力，使之能够听懂讲得好并且逐渐觉得好听”，而避免民国以来“公开演讲之类，讲者与听众讲台上下随时互动，必须简洁明快地刺激后者的神经，每每将听众不懂、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耳学”弊病，也是祛除学术“江湖”习气、回归学术本源乃至可以预流世界先进水平的根本方法。
桑师在新著的绪论里曾有感慨，“学问始终是令人遗憾的事业，尤其是史学，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等到功力见识皆备之时，已是去日苦多，时光不再。”然而学术的传承，正是有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的努力与自觉，方能不失正途而有所进步。身处治学条件远远优越于民国时期的今日，学人已经不是“看得到”的约束，而是能否“看得懂”的考验。而且在看得懂说得清之后，还需要努力传得下和启未来的功夫。读毕桑师的著作，不仅仅是史事层面上的拨清迷雾，更多的，还是继承与发展的沉甸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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