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暴力》-阿玛蒂亚.森（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几年前，读阿玛蒂亚.森这本《身份与暴力》的时候，恐怖主义远没有今天这股蔓延之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恐怖主义没有被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这位睿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这本小书，今天重温依然振聋发聩。
社群主义、文明冲突、恐怖主义、全球化、原教旨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决定论等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点或思潮与当今世界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暴力密切相关。阿玛蒂亚.森在这本书里指出，近些年来广泛流行的观点存在极度的思想混乱，这些混乱的流行观点，“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我们周围发生的骚乱与残暴承担责任。”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人类社会认知（SocialCognition）的特点之一，它产生于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所以人们一旦以某一特定的群体身份看待其他群体，就自然而然会美化“自己人”，丑化“他者”。森在这本书里谈到了很多暴力冲突，包括20世纪40年代发生于孟加拉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以及90年代发生于卢旺达的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之间的种族仇杀等，无不与这种狭隘的社会认知有关。
社会心理学里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这一点。最早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吉费尔【H. Tajfel，1981年】。他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即便使用虚构出来的、最微不足道的、最不合逻辑的标准将彼此完全陌生的人进行分组（随机分组），参与实验的人们依然会不自觉地对和自己带着同样标签的人有更多好感。这种自然而然的心理倾向，正是产生种族歧视与民族偏见以及由此而来的冲突与暴力的心理基础。
这种被称作“组内偏爱”（in-groupfavoritism）的现象几乎充斥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森描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发生大饥荒（森可谓“饥荒”研究的首席专家）。英国人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在大不列颠，贫困被归咎于经济变化和波动，而爱尔兰的贫困则被英国人普遍归因于天生的懒惰和愚蠢，饥荒甚至被英国人解释为只吃土豆的咎由自取。同样的贫困现象，“自己人”的就是因为倒霉，“他者”的就成了源自愚蠢。
由此可见，群体身份的划分对于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而现今流行的社群主义、文明冲突论等思潮，又推波助澜般加剧了人们的身份差别意识。其后果正如作者森一再强调的，将是一个更为分裂与对抗的世界。基于此，阿玛蒂亚.森试图在此书中，通过澄清弥漫全球的混乱思潮，提出一种更具建设性与包容性的理论，来为不同群体之间更为友好的前景奠定可靠的思想基础。
森的解决方案可以概括为：理性与自由选择优先于身份。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其矛头直接对着近二三十年来在社会与政治领域颇具影响的社群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不仅着重强调某一群体身份的重要性，而且认为群体归属是个人自我的扩展和延伸。可以看出，社群主义是身份优先，而不是自由优先。社群主义的极端看法甚至采取一种决定论的立场，认为个人的思考方式和伦理观念完全由其所属的社群与文化决定，于是自由选择将变得不可能。
很明显，排斥自由选择、强调特定归属的社群主义是一种妨碍文化互动，支持偏见与分裂的哲学。如果采取这种观点，不仅对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价值——自由——有害，而且终将分裂世界，使世界成为一个个无法沟通、互相敌视的“孤岛”。正如上文所述，只要存在群体身份之别，人类普遍倾向于产生偏见与歧视。好在社群主义理论有着明显的错误。
森在书里指出两点否定这种决定论的理由。为了简化起见，我将森的这两个理由概括为：
1、影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因素多种多样，文化与社群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
2、文化与社群内部本身往往有极大的差异，不具有统一性与单一属性。这两点理由对于社群主义的立论基础具有致命的打击。
第一点理由，可以证明社群主义所谓的某一特殊的社群身份或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往往是虚构和夸大的结果。诸多因素比如遗传、教育、某时某地的心理状况、他人行为的示范、以及不为人知的随机性因素都能影响人的思想与行为，目前来看，由于这些因素既不为人知更难以预测，这就为理性思考与自由选择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别说什么文化因素，就连与人们思想与行为最为直接相关的大脑神经活动，目前来看都更像是随机与混沌事件。著名生物学家克里克【FrancisCrick，因发现DNA分子结构而获1962年诺贝尔奖】认为，这正是自由意志在外显行为水平上成立的原因。而所谓的社群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决定论要么空泛无物（表面上可以解释一切行为，事实上什么也解释不了），要么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无法自拔。
第二点理由可以说明，假如社群和文化内部如果差异很大，大到甚至超过“自己人”与“他者”之间的差异程度，那所谓的社群与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就此失去意义。所幸，很多社群和文化在某些特定问题上都有这种特点。这是长期以来文化互动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不同文化之间并不是像社群主义所说的那样不可沟通。
为了消除偏见和冲突，走社群主义的路显然行不通。社群主义强调身份归属的单一性的后果必然是森所描绘的这样一幅场景：认同感可以在使我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及时地互相帮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的家中扔砖头。
森认为，自由选择不但可能，而且应该。这点是森一贯的哲学立场。所以“文化多元主义”在森这里是一种“文化自由主义”，多元只是自由的结果，只具有从属性的地位。在两种不同的多元文化观点之间，即一种是把多样性本身作为一种价值加以鼓励，另一种是确保人们的自由选择，在此基础上弘扬多元文化主义。很显然，森支持后一种观点。对于身份的选择、文明的归属也是同理。
身份的多元性不但是人类的现实，也是消除冲突与暴力的基础。用大量的篇幅，森证明，我们应该把人们视作具有多种身份归属的人。至于哪一种身份占有优先性，则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以及当事人的自由决定。假如人们具有多种多样的身份，以至于我们与他人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自己人”。绝对的“他者”就消失不见。这正是人类的真实处境：依据政治、职业、阶级、性别、语言、文化、民族等一系列特征，人们总能在情境转换中由彼此的“他者”变为彼此的“自己人”。
这正是本书所论述的重中之重。身份归属之别必然产生“自己人”与“他者”的二分法。这种粗糙的分类是偏见与暴力的思想之源。森通过强调身份的多元性，取消某一特定身份归属的重要性，从而有效化解了人们的身份差别意识。所以，在此书结尾处，森设想了一个全球性身份，主张建立全球性伦理。也许听起来像乌托邦，但深谋远虑这也许正是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真正能够友好相处的唯一基础。
不过有必要补充的一点是，这一全球性身份还应该建立于不同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只有人们相互依赖，从而不得不相互合作，友好与和平才最为牢靠。即便人们依然有“自己人”与“他者”之别的身份观念，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便将歧视观念诉诸行动。而假如全球性身份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人们之间毫无实质的联系，那即便是“自己人”内部，恐怕也免不了冲突。自相残杀、同室操戈的例子恐怕不下于文明冲突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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