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瓦尔拉斯的远见

老瓦尔拉斯对小瓦尔拉斯说道

1858年的一天傍晚，小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经济学家，一般均衡体系的创立者）与父亲老瓦尔拉斯(Antoine Auguste Walras，1801--1866)一起散步，老瓦尔拉斯教导儿子说：”使社会科学近似于自然科学是19世纪有待完成的重大工作之一“。对老瓦尔拉斯我们所知不多，据说他生不逢时，言谈不合时宜，既没能实现做一个经济学教授的梦想，官场也很不得意。但他对儿子说的这句话，在我看来确实是真正的远见卓识。

里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的创立者

自牛顿的古典力学体系创立以来，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18世纪，牛顿运动定律已经作为科学真理的基础被普遍使用，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在古典力学体系的框架内工作。到19世纪，牛顿物理学更是发展到看似无所不包的程度。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1824--1907，热力学之父）1893年甚至发表演说，宣布科学大厦已经建成，物理学的所有伟大发现都已齐备，以后物理学家们除了重复过去的实验，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嘲笑极度乐观的汤姆逊的盲目与顽固。但毫无疑问，他的判断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取得极大成功这一事实背景之上。它的模型如此完美，它的预言如此精确，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类似汤姆逊的乐观信念，事实上，这种对自然科学的乐观信念在18世纪是普遍的社会风气。而相比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却在混乱与争执中，找不到出路，跌跌撞撞，步履蹒跚。面对自然科学的辉煌战绩，社会科学家们怎能无动于衷呢？显然，老瓦尔拉斯为之心动了。

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比中，老瓦尔拉斯像同时代的许多有远见的社会科学家一样看到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尽管他们的远见在其所在的19世纪，还是一个看似遥远的梦想。但从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这条试图使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研究进路确实是选对了。从19世纪后半叶最先扛起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大旗的科学心理学，再到后来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这些社会科学学科也渐渐摆脱混乱与无谓的争执，开始蓬勃发展，硕果累累。

社会科学之所以被贬称为“软科学”，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不同，而是因为其研究方法的固有缺陷。以心理学为例，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学者开始思考人类心灵的奥秘，但在19世纪之前的心理学一直属于哲学的范畴，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的哲理思考和内省法。科学的客观性观念使我们认识到，要想使得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在普遍上有效，就必须排除研究者的个人特点和偏好的影响。就必须排除诸多干扰变量包括研究者的个人特点和偏好对结论的影响。而内省法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个人偏好的孪生姐妹。这样的心理学是没有资格称之为“科学”的。

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都有类似哲学心理学的缺陷，它们难以达到“科学”所要求的标准，诸如结论的普遍性，过程的可重复性，可检验性，定义的可操作性，理论假说的可证伪性等等。所以，与自然科学相对照，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就是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化。具体来说，就是在社会科学里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主要是指实验法和数理方法，自然科学正是建立在这两种方法论的坚实基础之上才拥有了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社会科学要想称得上“科学”的名号，彻底改造其研究方法乃“科学化”的必经之路。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典范，当然更是社会科学模仿的最佳模板了。19世纪的物理学达到了古典力学的巅峰，在它的无限光芒照耀下，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也开始踏上征程。今天看来，在诸学科中，“科学化”最成功的莫过于心理学与经济学。其中，经济学是运用数理方法最普遍最成功的学科。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1991，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样论述道：“经济是唯一一门发展得相对成熟的社会科学，它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纵观经济学史，它之所以拥有斯蒂格勒所说的符合科学标准的理论体系，正是大量运用数理方法的结果。

不过斯蒂格勒的话显然忽略了心理学。19世纪的科学化以来，心理学最终完全摆脱了哲学的隐蔽，到20世纪后半叶成为一门硕果累累的学科（有人甚至开始称心理学为自然科学的分支）。与经济学不同，科学心理学的成功主要是采用了实验法（统计学和测量学等数学方法也是普遍使用的，而且往往与实验法结合在一起使用）。下面是19世纪科学心理学的几位伟大的先驱者：

1840年，科学心理学的先驱韦伯【E.H.Weber，1795--1878，德国生理学家】最先采用实验法对“感觉”现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关于差别阈限的韦伯定律。1860年，费希纳【Gustav Theodora Fetcher， 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首创心理物理法（这是一种实验方法），研究了物理刺激量与主观感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费希纳定律。1885年，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 1850～1909，德国心理学家】在对“记忆”现象的多年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记忆》一书，提出了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这本书是实验心理学史上最为卓越的研究成果之一，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突破了研究高级心理过程的障碍，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

科学心理学是以1879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此后虽然实验方法屡遭诟病，不时受到一些非科学方法的挑战和攻击，但这些挑战和攻击证明的只有一点：实验法是最终的胜利者。包括极盛一时的内省法在内，原来一直盘踞心理学研究的那些非科学方法如今早已少有人问津。纵观心理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科学方法占优势的时候，研究就突飞猛进，而非科学方法席卷而来的时候，心理学就陷入一片混乱，停滞不前。在Robert L. Solso与M. Kimberly MacLin合著的一本实验心理学教材的中文版序言里，林崇德写道：“心理学有无进展，完全受有无或多少科学研究方法所决定”。

老瓦尔拉斯自己对经济学没什么为人称道的贡献，让后人记住他的名字的原因只是他培养了小瓦尔拉斯。不过也许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有远见的教导最终成就了小瓦尔拉斯对数学的重视以及对一般均衡体系的创立。此后的经济学家大多在此体系的框架内工作。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当时里昂.瓦尔拉斯的数学模型还很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直到1954年，在数学家德布鲁(Gerard Debreu，1921年-)和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1921年-)的共同努力下（麦肯齐Lionel Mckenzie，独立完成了对一般均衡的证明），才最终完成了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数学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