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姑

我的大姑，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小吃不饱也穿不暖，是在时时伴随着贫困和饥饿中长大的孩子。大姑到了上学的年龄，村小学校长几经动员孩子们要上学，我爷爷奶奶才勉强送大姑去了学校。

大姑上到三年级，在班里学习成绩算是比较优异的，可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太小，无人照看。我奶奶说，女娃子能认几个字算个数就行哩，咱别上了。大姑眼里含着泪，手搓着衣角，头倔强地扭到一边，却看到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一个鼻涕流过嘴唇到了下巴，一个嘴角的口水被拉得老长，她无奈地妥协了。

据后来大姑说，小学校长得知大姑不上学，几次登门家访，他给我爷爷奶奶做思想工作时说，这女娃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哩，不上学太可惜了。可当时正值三年大饥荒，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爷爷奶奶要去生产队挣工分，几个小娃娃没人照看。校长费尽口舌想让大姑继续上学，说得情深意切，唾沫星子横飞，但因形势所迫，爷爷听完校长的话不为所动，奶奶也无能为力，校长气得胡子发抖，一甩手，摇着头，背着手走了。

从此，大姑白天既要照顾两个弟弟妹妹，有空了还要去地里帮大人干农活。

一晃几年的光阴过去了。到了十八、九岁，大姑像大多数农村姑娘一样，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下，嫁到了镇上的一户人家。从农村嫁到小镇上，原本以为大姑的生活会有一些新的转机，却没想她又陷入了另一个泥潭里。

大姑嫁过去没多久，就发现大姑夫家家徒四壁，贫困潦倒，跟媒人说的家庭情况相差甚远。她的婆婆神智时而清晰，又时而糊涂，农活干得稀里糊涂，家里也弄得一团糟，整天喜欢骂骂咧咧，唠叨个没完。我的大姑夫呢，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不喜操心，也不思上进，年纪轻轻的却善于做甩手掌柜的。我大姑婚后没多久，便成了这个家的主要劳力。十八九岁的年龄，正是人生最美的年华，而我的大姑，整天在地里干着农活，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

我大姑的苦并不是干农活的累和苦，而是心累，这个家里没有与她同心齐力、“并肩作战”的人。婆婆常常在家里各种无故漫骂和指责刚过门的她。而我大姑父又极力向着自己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妈宝男。尽管如此，生活还是要继续啊，大姑依然怀抱希望，努力干活，渴望用一把锄头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我长大了，在无数个漫长无眠的冬夜，奶奶半躺着靠在床头，断断续续告诉睡在身旁的我。奶奶总在讲完大姑的那些家长里短后，抹一把浊泪，感叹一句：“你大姑是苦女子哦……”

在我的表姐、表弟和表妹相继出生后，到了上学的年纪，寒暑假我常去大姑家，才逐渐了解了奶奶口中的这个苦女子。

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当大姑发现锄头改变不了自己命运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开始寻找土地以外的生存机会。

记得那年暑假，我在大姑家长住了一段时间。大姑那会在种植蔬菜，她种了一亩地的小油菜，油菜地里绿油油的一片，长势喜人，刚从地里拨出来的，尤其嫩。等油菜长到近十厘米长时，就可以卖钱了。

最忙的时候是去地里拔油菜，大姑叫上我们，半夜三四点钟，天微微亮时，我们睁开惺忪的睡眼，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哈欠连天地跟着她去了地里。在她的带领下摸着黑将小油菜一棵棵拔起，磕掉根部的土，然后齐整地放在筐子里。

不知干了多久，天微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大筐里也是满满的油菜。大姑将一筐筐油菜搬上三轮车。我们在一旁手扶着筐子，往前推着，护着，簇拥着车。坐在前面扶着龙头、脚踩着踏板的大姑也是铆足劲儿往前蹬，我们一伙人直接往街里方向走去。

等油菜卖完了之后，大姑又接着在街道上临时开起了早点摊。

那时，我常在睡梦中，被她起床、穿衣、拿工具、推三轮车的动静吵醒后，又接着睡去。她每天早上三、四点多就起来和面，和饺子馅，擀饺子皮，在早点摊上忙活好一阵子后，六点多就开始营业了。大姑做的炸粉条饺子、面窝的味道是极好的。我和表姐、表弟几个早上起床后，自发地去早点摊帮忙。等忙完后，吃着大姑做的粉条饺子，那大概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早餐了。

大概到了八点多，就可以收摊了，大姑做的小吃常卖得所剩无几。收拾完早点摊后，她接着又扛起锄头去地里干活。

当时，大姑种了很多亩地的香瓜，害怕被人偷，在瓜地临时搭了一个小棚子，白天她忙着别的活而无法顾及瓜地时，就会派我们几个“虾兵蟹将”去当侦查员。表弟用小刀刻了一把木枪，将木枪往怀里一揣，走在我们前面，他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的小兵张嘎。

我们沿着田梗四下里侦查，不过瓜地那里人烟稀少，除了偶尔能遇到几只野兔在瓜地里窜动外，很少看到一个人影。在侦查了几天后，我们便放松了警惕，开始在瓜棚里玩起警察抓小偷的游戏。饿了渴了就采摘一个香瓜来吃，有时玩得起兴，在香瓜地里你追我赶，一不小心，无辜的香瓜便葬身于我们无情的脚下。

大姑看着被扔在地里的香瓜皮，还有被踩得破肠烂肚的香瓜，心疼极了，指着我们一个个骂道：“你们简直比偷瓜贼还可恶啊。”第二天，她坚决不让我们去了，因为我们连吃带破坏的香瓜比被人偷去的多得多。

大姑的香瓜成熟后，她转身一变又成了瓜贩子，骑着三轮车往返于瓜地和街里，开始卖香瓜。大姑种的香瓜是金黄色的，品相好，又甜水分又足，加上价格公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销出去了，大姑也“狠狠地”赚了一笔。

就这样，大姑的角色在农民、菜农、瓜农和小摊主之间不断转换着。本以为生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继续下去，没想到遇上城镇街道改造，大姑的早点摊位被列入了整改名单。要不被取缔摊位，要不租门市。可租门市就要投资更多的租金，对于这笔钱，大姑拿不出来，只得厚着脸皮跟亲戚们借钱。

那个年代，各家各户也没有太多富余的钱。大姑求爷爷告奶奶，最后在几个亲戚的帮衬下，终于凑齐了租金。

就这样，大姑和大姑夫俩人一起在靠近街中心地段开起了餐馆。大姑还是负责早点，晚上又在店里帮忙，忙前跑后的。大姑夫因厨艺了得，做了掌勺的大厨。夫妻俩厨艺好再加上俩人服务也好，餐馆的生意渐渐地越做越好。虽然又苦又累又操心，大姑家的日子却在餐馆锅碗瓢盆的碰撞中，过得越来越红火了。

有时候，一个人顺风顺水往高处走时，半道上总会出现一些坎，或大石头挡住她的去路。生活突然就跟大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的那个从小机灵淘气的表弟，有一天在家里玩着玩着不知怎的，突然倒在地上，接着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大姑和大姑父立马带着表弟去医院抢救，病因查出来了，可这个病终身无法治愈，只能长年靠吃药维持生命。

大姑为了给表弟治病，给在外地生意的大哥，也就是我父亲打电话，想去他那里做生意。在我父亲的支持下，大姑果断卖掉了餐馆，背井离乡，拖儿带女地投奔了我父亲。我父亲帮我大姑租了门面，做起了批发代理。

九十年代，那时还是实体店的天下。做批发代理，常常身上揣着现金搭乘火车辗转几个城市去厂家进货，其中的辛酸大概也只有大姑知道。

一个能扛着锄头下过地，能贩卖各种瓜果蔬菜，也能走南闯北的女人，早已是身心如铠甲勇士般坚强。

在很多年后，我大姑跟我说：“你大姑夫当时只愿守门市，出门进货的事儿完全不管。我坐在火车上，兜里揣着钱，整晚都不敢睡。”

可是，谁也没想到，一个大字不识几个没有文化的大姑，竟把自己的批发门市经营了起来。一年、两年，三年五载，凭着那一股子做啥就要像啥的劲儿，坚持做了十几年的批发生意。

也许是因为从得知我表弟得病后，大姑对他便过于宠溺。我表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整天无所事事。他那会儿已经结婚还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儿子。如果他好好跟着大姑做生意，一家人的生活也能过得其乐融融的。可表弟得了那场病后，整个人也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家里的生意他不操心，门市有父母和媳妇，他“光荣”地继承了我大姑夫的“优良传统”，当起了甩手掌柜。

渐渐地无所事事的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刚开始伸手跟我大姑要钱。后来我大姑不给他钱后，他从家里偷值钱的东西去卖。有一次直接把他媳妇儿一块值钱的手表去卖了。他媳妇儿禁不住他一而再而三地这么混下去，撇下儿子，跑了。

大姑去苦苦哀求儿媳妇，可女人的心一旦被伤透了，心凉了，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为了换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大姑选择了放弃眼前的一切。她果断把门市转让、尾货处理完。年近50岁的她带着一家人回到了小镇。

回到小镇后，她一边抚养着孙子，一边又拾起了早已生锈的大锄头，把荒废的田地又重新开恳出来，种水稻、棉花、花生、黄豆、地瓜和油菜籽等，能种的她都种上了。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家里的一切渐渐安顿下来后，大姑利用手上的资产以及家里的田产，竟然在自家地上找人盖起了楼房。由一个农民的身份一下转换成了“房地产商人”，大姑在盖楼前，除了留一套房自家住外，其它十几套房子全部预售出去了。

现在的大姑，儿子的病情也趋向于稳定，孙子上了学。她和大姑夫种着地，农闲时又在自家的门市上开了家麻将馆。有时遇到三缺一的情况，她也和客人一起搓搓麻将。

这就是我的大姑，有着永远不向生活低头的决心和勇气，永远抱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势迎接着生活的洗礼。

含着莲子心长大，又在几经沉浮的人生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由农民、小贩、餐馆老板到门市批发商人，终又回归于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