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冰冰的吧，现在数起开，少说也有二十来个年头了，这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恍恍惚惚中也竟也已占据了我人生中的六分之五。
印象中的冰冰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小时候不曾怀疑过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后来才知道，原来她也拥有南方血统。具体我俩是怎么成为朋友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想想， 或许正是因为她本身也拥有这样的异乡背景，所以才能够愿意接纳我这个寄读生吧。
那时候的我常听到大人们说到“借读费”这个词，我倒是一直没搞懂，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后来我知道，如果是异地他乡的孩子，到另一个城市上学，即为“借读”，指“借地方读书”。自然也要比其他本市的孩子多交一些学费，叫做“借读费”；至于学费到底有多少，这我倒不太清楚了。
这些年我也一直认为自己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再和她又比较起来，惊觉标准仍旧是字正腔圆的，无形中京腔却被磨去，沪调略显一二；总以为能够再像安装硬件一样重新接上小时候的口音，这次再见到她，却发现失去的的确是不在了，学、没有把个月，的确是学不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定了型，想要再变，却是难又难了。
小时候我的朋友不多，但印象中能够被我称得上朋友的，冰冰算一个。年代久远，记忆稀疏；小学时虽然试着学写了一些零散日记，但又碍于认识的字词少，多用拼音或错别字替代还没学过的生字，若是实在写不出来，便用些涂鸦或好看的贴纸，表达一下当日心情的阴晴圆缺。冰冰是不是也从小记日记，这我倒不清楚，但是她对我小时候做过的糗事却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说出来的事情有头有尾，我听得入神，好像又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前两年冰冰给我讲了这么一段小插曲：有一天大家在教室里，远远听到在走廊另一端的我边喊边跑，却不知道在喊些什么，终于等我冲进教室，她们才听清楚了——“不好了，厕所的水龙头坏掉了。关不掉了！”看起来我都急得要哭出来了，她和其他女生跑去一看，原来是我把水龙头的方向拧反了；“关”应该是顺时针方向，我在那里站了好半天，往左几圈，又往右几圈，拧来拧去关不上，看着哗哗浪费掉的水心里又自责，旁边也没有人，只得跑回去求救。
记得刚进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冰冰就是班长，上课前站在讲台前面喊“起立”，那可光荣了。第二年的班长是王楠，第三年是我。第四年是谁我倒不记得了，我只知道，第四年的时候，冰冰转学走了，去了朝阳区；第五年我也转走了，回了上海。
那时候并没有写些联系方式的意识，那个年代的转学，在我们的理解中，几乎就等同于此生不再相见了吧。到了高中再转学，虽然请全班都写了同学录，却并没有真正去保持联系；反而是那些没有留下通讯方式的朋友们，心里想着、念着、祈祷着，便也竟然有梦想成真，能够重新相互找到的那一天。
重新找到冰冰，确是在2011年，那天我坐在宿舍里研究着人人网，想着把自己所有的院校都输入进去，看看会有哪些奇迹出现。同名同姓又同年同月同院校的人的确不多，也很好找；好巧不巧，信息发出去几分钟之内就有了回应，或许这也是一种心灵感应呢。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也知道了我们的时区仍然相差不远，她在英国，我在德国。
我们讲啊讲啊，讲到她的姥姥姥爷过世了，讲到以前一起跳橡皮筋的小伙伴，讲到我们的求学，好像足足用三个多小时，弥补遗失的二十年。
第二年，她飞去柏林看当时的男友，我便买了长途车票去找她。第三年，她在哥廷根读语言，又结婚，我便过去当了女方的证婚人。
两年前回上海过年，冰冰请了假，坐了高铁来看我。那时候我看了什么好吃的都想吃，活脱脱一副看见食物就挪不开步子的馋样。春节吃餐馆的机会多，虽然有些水土不服，但我还是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吃美食的机会。冰冰到来的时候，我已经连续吃了两天大餐，晚上夜谈，桌上床上椅子上又被奶奶特意堆满了零食。她说我听，嘴巴没闲着，一个劲儿地吧唧着各种虾条饼干；夜深去睡，我顶着圆滚的肚皮左侧侧右翻翻，总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安置冒酸水的胃的地方；不过半小时，终于忍不住恶心跑去厕所呕吐。第二天冰冰回家的时候，我病殃殃地瘫倒在床上，也没去送她。
这个春天，冰冰和我又团聚了，这次的地点是在法兰克福。我从机场接了她，便带她去法兰的市中心步行街溜达，周末照例没有商场开门，却有些饭馆咖啡厅，也是开门做生意的。我们在河畔下车，天气很好，游客很多。她的行李丢在后备厢，我空着手斜背着个挎包，里面赛了件外套和一大瓶水。
饭点已过，我俩都还没吃饭。她也没拿定主意想吃些什么，虽然肠胃不好，却心心念念想吃冰淇淋喝啤酒。我们走着，沿路白玉兰笑得露出了牙齿，樱花舒展了身子骨，连梨花迎春郁金风信子都不甘落后。
我说：“你真是运气好，这是德国开春以来第一个暖日。”
她开心地露出了牙齿，“北京这两天突然降温，居然又飘了雪；去布拉格的那天也正好是暖日，今早起飞的时候又冷得披上了大衣。”
我也笑了，“看来，是你把太阳带来了呢。”
我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不急着赶去景点拍照，也不需要看表追着火车；树荫下，石阶上，草坪上，喷泉边，到处都坐满了同样闲晃的客人；涂了金色和银色的街头雕塑表演者、用勺子树块铁皮制造手工艺品的工匠、吹拉弹唱面带微笑、晒太阳的长短毛猫狗、不知忧愁昏睡在婴儿车里的娃娃、穿火焰色比基尼在阳台侍弄花草的女士。我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
终于，饥饿的肚皮指引双脚的方向，我们去吃了中式点心；她虽然也吃了些，但多是看着我在狼吞虎咽。我又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了，多是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吧。毕竟伤痛的事情虽已过去，我却也不敢问，不想戳到她的痛处。是否还会心痛，我不得而知，现在是否又有喜欢的人，我也只以调侃的形式问着她，她笑着说那只是同事而已，我便也了然于心了。
决定了晚饭去吃美因茨的烤猪蹄，我便也死了去搓一顿火锅的心；也罢，主随客愿，她既想要吃烤猪蹄，那就去吧。我翻看着手机里有趣的东西，比如最近画的画，唱过的歌，写过的故事；便又突发奇想地说，“来吧，我们去最热闹的地方，可惜没带筐，不然可以收集点硬币。”她也是习惯了我的胡闹，便说道，“唱也是可以的，只是，我这些年都不太听歌了。”
我拉着她，走到法兰最大的商场前，立定，借了她的耳机，正儿八经地开始摇头摆尾起来；她也是认真，忍住笑，录下了我这勇敢当街唱歌的一刻。
商场大门虽然开了，里面却没有营业的店，只有两家咖啡店在卖着冷饮。我们走上去，我又扯开嗓子——“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余光瞄见从身后走来两个黑头发的同胞，特意绕到前面看我的脸，我被这一看，突然觉得老脸一红，不好意思起来，便戛然而止；待四周又没人了，便又开始扯嗓子。只是这一看，搞得冰冰也害羞起来，跑到离我十步之外，面朝另一个方向。
唱歌是个很感染情绪的东西，唱得开心了便会停不下来，我坦白到目前为止只会唱三首歌，但是小时候的歌也是可以唱的。还记得小时候在合唱团里，我们站在第一排，那音乐老师叫我们第一排的女生掐兰花指，做从竹篮里打水的动作，我觉得变扭，不肯做；老师便把我调到了后排，把后面的女生调到了前排。
我们又说起小时候有个舞蹈课，应该跳的是“春天在哪里”或是类似的舞蹈吧，我这样想着。我们给自己都做了道具，戴在头上，是绿颜色的树木手拉手，贴着金灿灿的萤火虫闪闪发光；在退下舞台的时候我的帽子掉了，没能捡起来；合影的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头上没有戴森林，又恰巧我站在正中间，数年后再看照片，竟然觉得我倒是顶着黑色花瓣的花，格外出挑了。我说到，“那时候可不知道绿帽子是不能戴的呀。”她笑了笑，或许只是好像笑了？我不记得了。
我便开始边走边唱，调子从一首歌串到另一首歌，我笑，笑起来的声音有感染力；我暂时地忘记了工作上的压力、暂时忘记了我想吃火锅但不得不吃猪蹄的不愉快、我想用笑声，用笑声，用无尽不竭的笑声感染她，让她也能暂时地忘记不愉快，或许她一直都很愉快，只是我觉得她或许会寂寞和孤单。但这都不要紧，我想试着唱，用歌声，用笑声，填满这个下午剩下的每一秒钟。若干年后，如若再想起，她应该是开心的，觉得我很傻，傻得笑，笑得傻。
我说，“走，我到河边再唱一首给你听。”
她说，她想停薪休息半年，再来继续读语言，重新回到学校，因为她还是喜欢在学校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们走在桥上，从河的左边走到河的右边，我在天桥正中间站住，我们开始唱青春舞曲，是小学音乐课学的，合唱队唱的那首歌。我却忍不住笑，她也笑，路过的大叔大嫂爷爷奶奶小朋友同龄人游客路人们也在笑，我们笑得好像天上的太阳掉进了河里，好像河里的月亮升上了天上。手机录下了我们的笑声，也是这个时代人儿们特享的机遇吧。
我们走到了河水的右边，在椅子上找到了位置坐下来。
继续唱歌，也不合着拍子。手机录下了我们的歌，以后会不会再有这样随心所欲唱歌的机会呢，我想，只要愿意，应该是可以有的。
唱累了，我们又继续沿着河岸往前走。
河边太阳很好，也真正是今年第一次感受到太阳的温暖。河边的草地上，石阶上躺满、坐满、挤满了人。在人缝中找了块能够伸直腿的空地，我把外套铺在地上，我们便席地而坐。
左边的一对情侣走了以后，那块空地又很快被一个老奶奶的毯子铺上，我看着她从塞得满满的包往外摆家什，可真是有备而来呢。
她把当日时报扔了出来，看着翻卷的边角，我猜她已经读过一遍了。她踢掉脚上的帆船鞋，用草帽和墨镜遮住脸；先是四周环顾、又抱膝而坐，拿出艳红色的手机敲敲点点；站起、又坐下，盘腿而坐；她把包拉到腿前，从里面抽出一瓶已经开了瓶的白葡萄酒、仰起头悄悄地吞了一口，看着已经小半瓶消去，扭紧瓶盖又塞回包里。
坐不多久她又拿了手机站起来，开始拍四周这些同样在晒太阳的人们：有相拥相抱的恋人伴侣、有金黄的液体碰撞的玻璃杯、有随街头艺人音乐随意摆动的老老少少、有追逐打闹在树间练杂耍的青年男女、有野餐后在躺椅上酣睡的。
拍完照片她又坐下，当日时报躺在一旁，她把腿转了一个角度，想得到更多的太阳。又重复反复，终于她觉得没意思了，太阳光线的温暖不够抵挡河边草地传起的寒意了，她终于收起毯子，穿上鞋，一声不吭地走了。
我们不知道她等的人是不是爽约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没有在等谁；只是左边那块地，倒一直是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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