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rnweh"一词原指"对异地或者远方的向往",我以前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它被译为"离乡癖"。当时觉得好也不好,若我来译,大概会译成"离乡人"。因为这世上哪有"离开家的癖好"?只有"离开家的人"而已。
可是"异乡"的"异"字又不同,说不好"排己"还是"排他"。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于是开始喜欢“咬文嚼字”。

前阵子读到一本特别喜欢的书,是白先勇先生的《纽约客》。书不长,只一个早午就能读完。故事从一九六几年说到一九八几年,讲了几个从中国到纽约生活的留学生的故事。
家道中落的黄凤仪被母亲举债送去美国读书,在纽约大学"遭了两年洋罪"之后,她决定退学在酒吧作陪酒女郎,用自己赚的钱还清了借舅舅的债务之后终于可以给母亲寄零用钱了。
虽然她常想念以前上海洋房里的葡萄藤花棚,但是除了纽约,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她怕是都住不惯了。除了圣诞节时的大雪,让人觉得寒冷和孤单,她想她还是很喜欢纽约的。
她没有办法接受家里安排的相亲,也不愿再提在大学里结识的第一个男孩司徒英。
黄凤仪说:"初恋那玩意儿就像出天花一样,出过一次,一辈子再也不会发了。"

吴振铎在耶西华大学毕业以后,娶了恩师的女儿佩琪,成为了一名心脏科医生,平步青云进入了纽约的上层圈子。
将他的事业送达巅峰的时候,佩琪哭着和他提出了离婚,他们这一生夫妻缘分已尽。他只有愧歉,因为他知道他从未真正爱过佩琪。
二十五岁那年,吴振铎遇见了在朱丽亚音乐学院学钢琴的吕芳。他依然记得仲夏夜的傍晚,在公寓临街的窗子旁,那一袭丁香紫衣裳,一头乌黑长发,弹着琴的东方女郎。
那时他们一群青年常聚在一起谈理想,吕芳出身音乐世家,一早便决定学成归国去推广音乐教育。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专攻铁道专业的高宗汉的理想是修一条横跨中国的铁路。25岁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研究氮肥合成的刘伟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直到一九五几年,吕芳几人先他毕业,一同回了国,他那段快乐丰富的日子也结束了。

再次见到吕芳已是二十五年后的加利福尼亚。纵使沧桑变化,他们的见面还是出乎他的想象。她的黑发变成的银灰,长发剪到齐耳,拉着萧邦的手指已如鱼鳞般粗糙,右手无名指及小指已不见了指甲。身材也有些臃肿,变得反而辨不清年岁的模样。
回国后她被派到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刚回国没多久她就被逼问海外关系,关了很久,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文革的时候,音乐学院又首当其冲被列为革命的对象。然后吕芳就成了"洋奴"关进了学校,隔离审查,很多人都熬不住自尽了。她最得意学生还得过柴可夫斯基第二名,现在说起,她仍溢着骄傲。只可惜也在文革时让红卫兵给折断了手。她的丈夫本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留英的,文革下放后不知几时客死他乡。
高宗汉没建上铁路,在铁道部一个单位里做了十几年测绘员,文革的时候,因为地主家庭出身和留美背景被罚去拖垃圾,最后吊死在了垃圾堆旁的大树上。
刘伟一直在上海第二化肥料厂当工程师,文革到了合肥乡下挑了三年半大粪,经常被泼得一身粪,后来再进厕所,如鲍鱼之肆,久不闻其臭。

吴振铎的父亲,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医学回国,一直在中国最贫瘠的地方给人看病,一生的心愿就是让他学成归国医治自己的同胞,但他没能履行。吴振铎心里恨过他们,因为他们有勇气回去,而他却没有。这么多年,他总觉得自己像个逃兵一般。
吴振铎说:"吕芳,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我一个中国人都没医过。"
吴芳说:"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
他想去握吕芳的手,伸出一半又缩回来。
他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到了台湾后,因为人事更替,大伯先是遭到排挤,后又被人告了状,去外岛坐了两年牢。七十年代初,大伯一家终于移民到了美国。大伯母去世后,大伯就拄着拐自己在老年公寓生活。
齐生买了唐人街的卤鸭掌给大伯,大伯很高兴,开了以前留的一瓶茅台庆祝。
大伯家还有一位佝偻的厉害的老人,是鼎力表伯。然而齐生很难把眼前这位白发苍苍,愁容满面的老人和“民盟”健将,“救国会”领袖这些轰轰烈烈的历史名词再联系起来。
茅台酒,浓烈的像火一般滚落到肠胃里去,两个老人都喝红了眼。泪水溢到大伯乌青的眼袋上,大伯说:“以前我奉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这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鼎力表伯沉痛地唤到:“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其实不论是人的命运,还是文化的命运,我想我都不会比前人说的更好。
大概,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座独木桥,
前无古人,后再无来者。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孤军奋战。
我们用尽一生,
一半在漂泊,一半在寻觅。
也找不出是非答案。
最终也不过是想成为离开家,又不再失去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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