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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战争图像是人与人的战争,表现我方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这一类图像是一种叙事,是对战事的记录和讲述。如何让一件平凡的事成为奇迹,重新讲述它。如何让一次战斗成为庆典,用绘画结构它。在人与人的战争中,因为统帅和士兵、我方和敌方都是人,如何区分彼此、如何区别我方的胜利和敌方的溃败以及如何表明我方的正义,这些都是图像要解决的问题。
苏美尔的《乌尔的军旗》(公元前2600年)提供了这一类图像的解决办法。这是在苏美尔王室墓葬中出土的一面军旗,正面表现战争,反面表现庆祝的场景。《乌尔的军旗》一个重要发明是给予了正义以方向性,它确立了从左到右的进攻方向,并赋予从左至右的方向以正义和胜利的属性。
在军旗战争的一面,最下层是四驾战车从左到右前进;中间一层的步兵都是脸、手和脚朝向右的侧面像,形成从左向右行进的方向感;最上一层中心人物也是面朝右侧,在他左侧(身后)是与他方向一致、从左向右阵列的侍从和战车,在他右侧(面前)是与他方向相反、从右向左被羁押来的战俘。军旗表现庆祝的一面,下、中两层运送战利品的队列方向都是从左到右。最上层,国王在图像的左端、面朝右,其他人则从右向左一起面向国王敬酒。
方向性具象化了对立和统一。人的亲疏、敌我不是由亲缘而是由图像上的方向和位置关系决定。脸和身体朝向一致的就是盟友、共同体,与此相反的就是敌人。方向性是人为制造的秩序,方向即规则。从左到右的方向性标志了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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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的进攻方向被战争图像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000年埃及的《纳米尔石板》、阿卡德《纳拉姆辛石碑》(公元前2254-2218年)、042提到的《巴尼拔猎狮》(公元前645-640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荷加斯兄弟的誓言》,到19世纪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都是使用从左到右的方向性来表示正义的一方,用锐角三角形来制造进攻的势不可挡。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将这一图像工具发挥最大功效,他制定了新闻图像的规则:德国军队在图像里一定是从左向右进攻。
从左到右的方向性还在基督教图像里被扩大了应用,在《受胎告知》主题的图像中,大天使都是从左边进入画面,向坐在右侧的圣母告知受胎的消息。这一方向性象征无玷受胎的“正义”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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