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骨灰》，白先勇 著，收录于《纽约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此身虽在堪惊！”鼎立表伯的叹息里，透出这个老人历经劫难后大难不死的侥幸。与侥幸相伴的，还有一分开怀，一分后怕。开怀是鼎立表伯的案子终于得到平反，不然，他申请来美国，“他们肯定不会放人”。后怕是鼎立表伯所历劫难即便稍一提及也会令这个愁容满面的衰残老人心有余悸、戚戚于怀。
倒是那八分侥幸成为鼎立表伯苟活于世、无限欷歔的真实写照。侥幸中，鼎立表伯彻底失去了往日的面貌，徒剩下一袭羸弱的骨架，“走起路来，抖抖索索”。这是鼎立表伯在小说《骨灰》里甫一出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它颠覆了存储在“我”的脑海里对当年鼎鼎大名的“民盟”健将龙鼎立的历史认知，也让《骨灰》全篇笼罩在一股悲凉的氛围里。
“悲凉”犹如《骨灰》的叙事脉络，循着它的指引，读者在大伯与鼎立表伯对谈式的回忆内当可得见历史的荒诞、理想的错位、传统的乖离这一系列透着荒谬与控诉的反讽式场景，为一段沉重的过往在理解层面铺开了体察与述怀并重的空间。
“我”对鼎立表伯没有实实在在的记忆，因为鼎立表伯当初看见“我”的时候，“我”“才两三岁，还抱在手里呢”。如今，“我”在大伯嘴里，变成了一个神气的“归国学人”。大伯略带揶揄的调侃透着显而易见的不以为然，这让“我”顺着他的话茬自嘲自己是在替美国人当“买办”。鼎立表伯却对“我”的自嘲报以诚挚的夸赞，“现在‘买办’在中国吃香得很啊。”只是，这份诚挚中包含着一丝酸涩的苦楚，这让鼎立表伯尖细的笑声里有着难以自抑的颤音。
那是一个时代的颤音。或许，唯有在这不甚和谐的音符的提点下，一个时代的真切在大伯与鼎立表伯的对谈中才会浮现出具象、可感的一面。这一面，作者事先设计了一个叙事上的小小的过渡，那是经由“我”的回忆所述及的与大伯的“历史观”相关连的一个事例。这个事例里，“我”那个专修近代史，拥有历史博士头衔的堂嫂“认为大伯不该尽给她两个儿子讲他那些‘血腥事件’”。对“历史观”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媳妇，大伯嗤之以鼻。堂嫂则在背地里骂大伯是个“老反动”。翁媳因为各自“历史观”的迥异而滋生了不和，却也曲折地反映出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与接受呈现出片面、单一的这一不争的事实。
同媳妇不和的大伯，带着过往岁月积聚下来的一股子硬气搬出了儿子家，住进了唐人街里的老人公寓。大伯的这股子硬气在他的故事里是抗战期间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汉奸”的那些英勇事迹。大伯曾经被叛徒出卖，关进过“七十六号”的黑牢。受了不少酷刑的大伯，始终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抗战胜利，抗日有功的大伯，其“事业也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巅峰”。这是大伯值得自豪的过去，却在“思想还相当左”的堂嫂眼里，成了不招人待见的“血腥事件”。并不在意真实的历史在当下受到摈弃的大伯，背负着过去的荣光坚强的活着。尽管他那耿直固执的个性，因为不合时宜，到了台湾，先是受排挤，后来又被人诬告坐了牢，然而，“大伯终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
大伯所走的路不可谓不曲折，与鼎立表伯相比，却于曲折中又少了几分艰险和磨折。同大伯相似，鼎立表伯也有着一个辉煌的过去。“我”的脑海里，刻印着一连串轰轰烈烈的历史名词，“民盟”、“救国会”、“七君子”，这些都是“我”做学生时，在哥大东方图书馆看到的资料。从这些资料里，小说叙事者“我”接受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个历史里面，鼎立表伯当年不仅大骂大伯是“刽子手”、“走狗爪牙”，还被大伯亲手逮捕过。故而，资料里的历史让“我”赞叹之余，凭着年轻人的血性，于哥大读书期间和好友一道参加了“保钓”运动。
透过文字触摸历史的脉络毕竟隔膜、间接，它与“我”在倾听两个老人的对谈时所体味到的蕴含在真切里的戚然大不相同。前者于“我”而言，能令“我”心生赞叹，却浑然忘却思考之意义。后者则在历史亲历者的陈说下，难以承载思考之重负的“我”，在对悲哀的旁观中又拉远了与历史的距离。
“我”对资料里所记载的“民盟”的历史事迹赞叹不已，却在鼎立表伯对“‘民盟’后来很惨”的陈说下旁观了一段可资嗟叹的悲哀。悲哀的陈说让曾经处于对立的大伯和鼎立表伯在异国他乡释怀于“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的欷歔里。
一番欷歔，令直面历史的“我”感到了“一阵飕飕的寒意”。随着起伏不平的思绪的牵引，“我”对自己这次到上海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不禁惶惶然”起来。父亲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被下放的劳改农场去世，其骨灰的下落，“始终石沉大海”。因为父亲的身份在那个年代太平常了，这让哥哥奔走年余，寻找父亲骨灰的事仍然毫无进展。事情迎来转机的一刻是在“我”所供职的美国公司与中国签订了一项价值三千多万美金的合同之际，因为“我”作为公司派赴北京训练技术人员的五人工程师团的负责人，所以父亲的骨灰不但顺利找到，而且还要开追悼会，为其平反。这是“我”此行回国堪称“荣归故里”的旅程，却在表面风光的背后，是作者对当下乖离传统文化的反讽式批判。
与“我”风光回国不同，鼎立表伯是带着表伯妈的骨灰来到美国的。鼎立表伯这次到美国，表伯妈也一同申请了的。可“上面公文旅行，半年才批准，她等不及，前两个月，病故了”。鼎立表伯难抑悲声的陈说让小说主题愈发沉重。骨灰，这个儒家文化所谓“通幽明”的象征物，在“我”的父亲与表伯妈身死之后的遭际里有着反差强烈的不同对待，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飘零与“人祸”紧密相连的同时，也呈现出作者勇于承担、敢于揭示的勇气。
小说《骨灰》在作者这番异乎寻常的勇气的凝聚下，完成了对一段沉痛历史的书写。其中的荒诞叙述的真实、可信，内在的悲哀揭示的细致、酸楚，经由作者精到的小说技艺的辅助，一座能给读者带来警示意义的纪念碑得以成功浇铸。
(全文完。作于2021年5月6日)
参考文献：
胡菊人.对时代及文化的控诉——论白先勇新作《骨灰》.《纽约客》(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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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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