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走失的美味

小时候，家里穷得够呛，那点粮食干脆不够吃，只能四处寻找野菜掺和着一点面子，糊弄着把日子过下去。那时总觉得山上没有不能吃的东西，扯一把，就可以往嘴里放，嚼起来，满嘴流汁水。

喝的汤里也就是放一点盐，漂着星点的油花，一家老小端着个碗把菜团子塞到肚子里。天天清汤寡水的，我们这些孩子的肚子就好像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愁得大人只能皱眉头。

东侧邻居家劳力多，工分多，日子过得宽裕些。我们没有事就往人家凑合，因为邻居家经常烙煎饼。邻居奶奶非常慈祥，笑眯眯的，看到我们眼巴巴地瞅着，就从鏊子上揭下几张张，几番对折递给我们。还滚烫的，我们双手捧着，顾不上热，张开大嘴就塞。

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不知吃了人家多少煎饼，只知道闻着煎饼味就去了。

估计因为那时贪恋过度，现在只要吃上煎饼就有烧心的感觉，轻易不敢多吃。

生产队有个养猪场，在村外，边侧有几个土个子，埋着村子里走的人。

我那时也就五六岁，跟着几个大姐姐大哥哥一路跑跳着去了养猪场。

你说怪不怪？我们吃不饱，但养猪场还有炒熟的玉米豆在大锅里放着。我们看了，不管那一套，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咬得嘎巴嘎巴的。

至今，还觉得嗓子眼里有那时吃玉米豆匆促带下的玉米须子。

临走前，我们每人又摸了一块豆饼，放到口袋里。返回的途中，时而拿出来咬一下，那个香啊，难怪猪也喜欢。

日后看余华写的《活着》，福贵的外孙子苦根在生病时，吃着福贵弄回的豆子，愣是吃死了。在那样一个困难的时代，吃饱了走恐怕也是一件极其难得的事情。

看到那一幕，不觉震惊！所幸没有那么奢侈的机会，否则恐怕也要跟着黄豆粒一起去了。

过年时，似乎不曾放肆地吃过糖，哪敢咬啊？家里买的那点糖要装点门面，放在一自制的容器里，来了客人比划一下，算是最好的招待。

条件好些的会配盒纸烟，大多都是递过去装旱烟的袋子，卷着用过的书本纸，吧嗒吧嗒地抽一气，也就罢了。

父母分发的几块糖，舍不得吃，揣在口袋里，摸来摸去，生怕飞了。到邻居家拜年，邻居给的，握在手里，恨不能攥化了。

读书后，因为离家远，我们背着几张煎饼去小学读书。到了冬季，第三节课下课，朝鲜族的同学就把饭盒放到了红彤彤的炉子上，他们带的馇子饭需要热热再吃。大多都是一点高丽大酱安置在饭盒的某个角落里，一旦碰着了热气，那酱香就肆无忌惮地弥散在教室中。我们这些孩子顾不上听老师讲课，简直不忍呼气。

吃罢午餐，条件好的，把从家里带来的土豆切成片，在炉子上烤熟了，和大家分着吃。一阵烟，就熟了，偶尔糊了，也没人在乎，抓到手里就吃，哪有吃了糊的东西不好的说法啊！

大草房子，几乎隔几年都要苫一次草。轮到我们家苫房子那天中午，我放学之后特意回了家，因为我知道，让邻居帮忙，肯定会做点好吃的。

果然，母亲烙了几张饼犒劳邻居，正在灶前忙乎，一脸的开心和幸福。

我眼巴巴地看着，恨不能涎水都要流出来。母亲掰给我一小块，用那种油纸包着递给我。我唯恐他人看见，揣到兜里，撒丫子一气跑到野外，放声大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我读初中时，住在老寝室，生活很艰苦，汤里几乎没有油，吃的大饼子简直能粘住牙。估计是急眼了，某天半夜我们醒来，发现学长们已经偷着进了厨房，明目张胆地做了一锅白菜汤。

我们亲见，他们端着盛满菜汤的饭盒子表层漂着比往日多许多倍的油花，喝得哧溜哧溜的！

学校下面有个砖窑，我们趁着烧窑的人不在，也就把偷来的地瓜放在砖窑上埋好，等待地瓜熟了，去扒出来，躲到角落里美滋滋地吃。

搬到新校舍后，学校改善了伙食，一周吃一次白面卷子，每人定量，大概是四两，长方形的样子，不似今日这么白，却格外香。我们大多不舍得吃，装在饭盒里带回家去。自然也有馋得控制不住的时候，就狼吐虎咽地让那么好的东西瞬间进了肚。

到学期末的时候，食堂会做一顿猪肉炖粉条犒劳我们这些住寝室的孩子。大师傅看着我们递过去的饭盒，小心翼翼地每人一勺子，生怕丢了汤水。猪肉炖粉条油晃晃地安置在饭盒里，残留的水上尽是油花。

忘记了读初中的时候还吃过什么其他好吃的，唯独对猪肉炖粉条记忆犹新。

毕业之前的一个中午，我在外边疯够了跑进班级，一开门我就吓住了，不敢再挪脚：一个女同学拿着一个大虫子正往嘴里送。

我直纳闷，赶紧嚷嚷，班级的几个同学轰然大笑。那时我才知道还有叫茧蛹子的大虫子可以炸了或煮了吃。

到了师范，吃得好了，反而忘记了有什么好吃的了。

想想现在，似乎没有一样可口的东西，特别想吞到肚子里。大过年的，摸摸肚皮，不吃都是饱的！

难道美味真的渐渐走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