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识字”

上一章

一、关于“炼字”

“字”何以对诗词重要？

（一）

首先，诗词简短，故每个字都要有其存在的意义，每个字都能参与到思想感情的完整表达中。换言之，字之于诗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字的替换会造成诗词意境的残缺不全，残缺不全的意境便很难引起共鸣，很难被读者体证。

古人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有为了“炼字”而“两句三年得”的。这都是“炼字”的重要性。

《人间词话》以“红杏枝头春意闹”为例，认为着一字而境界全出。这便是在说字与意境的关系。

记得初中语文课本里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见”字好在哪儿？为何不是“望”？这是在苏轼《东坡志林》里有提过，说“见”字是“意与境会”。境界本因心识攀缘而生，是故脱离了意，便迷失了境。而字眼恰是心识能攀缘于境界的这个“攀缘”——字眼能让意与境圆融。

（二）

于是，其次，作诗有以炼一“字”来做“诗眼”的，能凭一字开出境界的，便是给诗作出“眼”来了。如画龙点睛，点上之后，龙便活了过来。杨载《诗法家数》谓“诗要炼字，字者眼也”。

《世说新语•巧艺》载顾恺之“传想写照，在阿堵中”，便被从画论嫁接上了文论。至王构《修辞鉴衡》有“古人炼字直于字眼上炼”一说。

诗词的境界，是诗人心识所缘之境，不是世俗世界，也不是实相法界，但诗词境界的意义，在于它能如同那两种世界一样真实鲜明。因此，诗词的境界必须要是自己“运动”的，这运动的属性就可以通过“诗眼”给带出来。这便是刘熙载《诗概》里说的“炼字往活处炼”的“活”的意义所在。

都喜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要说这炼字炼出的“诗眼”，还真与作为心灵之窗的“眼睛”有关。这须是从认知上说来。

古人论诗，有“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的说法。许多人作诗，纠结于炼字，却往往用字奇巧，然失于诗词浑然天成的妙趣，反倒像为了用一个字而成一首诗，竟不是因一首诗而自然得一个字了。

说起这种“道法自然”思想在诗词创作倾向上的影响，便不得不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道理。然而，这道理也是说不通。

但凡有多少个汉字，就可以用排列组合的数学方法求得有多少首五言绝句。所以古往今来，乃至从今往后，所有的五言绝句，都可以用一台电脑计算出来。这莫不是文章本天成？

如此说来，妙手偶得之，岂不是那写诗词的人正好撞上了？但，写诗词固然要灵感，灵感忽然是偶然，这偶然却也到底不是像踩狗屎那样靠机缘巧合。

故而这“文章本天成”的“天”，断作不得“主宰”讲。若是主宰，岂不是诗人就是被文章附体的傀儡？御用文人倒是都好这一口，认为自己的歌功颂德也是天之所遣。然而我辈学诗，到底是为了证自己的心性，而这作为“主宰”的天，说的可以是“天皇老子”“上帝”“梵”，却终不是“道”，不是那心性的本源呢。

这种“天”的思想，在西方哲学里，有个对应的术语，唤作“决定论”。决定论的归宿就是上帝。依照决定论来说，“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恰是意决定句，句决定字。但是，这终归是让人由炼字超脱出来，去观照整首诗的意境，如果将这两句解做“炼意自然得名句，炼句自然得诗眼”，却是不通。

不少人心中激情澎湃，落到纸上却狗屁不通。是故“炼字”与“炼意”，是有关联，但这关联不在于谁先谁后，抑或谁决定谁，而在于它们各自都需要精心对待，然后彼此交融。意到，而字的功夫也到，才会以辞达义。

于是说回来诗词的字，其重要之处，不是这字能决定一首诗，而是一首诗与一个字竟是圆融无碍的。

（三）

所以，关于字对于诗词的重要性，第三点，就是每个字都必须被“炼”。

苏轼说写文，年轻时喜欢奇巧雕琢，而“渐老、渐熟，渐造平淡”。再读李白的《静夜思》，莫不是口水话写成的？然而诗中每一个平淡的字，却改不得。改了，便毁了意境，真真做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炼字的功夫到位了，就会是返璞归真，让每个字都经过意境的锤炼，进而融入整首诗的意蕴，而读来却如叙如诉，贴心得紧，不觉得“隔”。

二、意与炼字

说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出现了，字与篇、意的关系究竟为何？

这关系首先属于部分与整体、量变与质变的哲学范畴。

什么是从量变到质变呢？

例如有一堵砖墙，一般有说法说，一块砖一块砖地拆，拆掉最后一块砖，这堵墙才算被去掉。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

是吗？不是。因为每个人心中对墙的经验不同，印象不同，自然有的人觉得拆剩下半堵墙就已经不存在“一堵砖墙”了，而有人如果从“一堵砖墙”的严格定义出发，那么拆掉第一块砖时，这堵墙便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所谓的“辩证法”中的“质量关系”，本身讨论不出个所以然，因为质量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规定、确定、论证这个“质”的标准。

上世纪科学哲学的“三论”中的系统论有一个突变理论。我们同样以“一堵砖墙”为例来说。如果你从墙角那一排，也就是最底下那一排开始拆砖，拆不了几块，量变不见多久，整座墙就都崩了。这就叫突变。

再说回到字与篇、意的关系。诗词自然由一定数量的字组成。但每个字各自的意义不同。于是它们一同构筑的诗篇产生的意蕴大于它们各自意义之和。因此在创作者想要通过诗词呈现的意境中，一个字的改变，会改变创作者的心识所缘的境界，就是为整首诗带来意蕴上的突变。

我们就以《静夜思》为例，每个字你都认识，整首诗就是四句口水话。但是你若改一个字，立马破坏了这诗的意境。

刘勰说“富于万篇，贫于一字”，晁补之说“诗以一字论工巧”，固然炼字重要，但话说回来，既然每个字的改变都会引发诗境的突变，那么每个字都需要炼，因此炼字也就是不必盯着一个字炼，而是从字中炼出一种意境了。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炼字琢句，原属词中末技”，这是就技巧、方法来说，炼字尤其在诗词创作中的定位，炼字并不是写好诗词的万能法宝。但是，“一句小疵，致令通篇减色”，便是说诗中的每一个字上的功夫都会影响到诗境的构建。

三、先要“识字”

若说“炼字”，其前提肯定是“识字”。但现在很多人不识字。

曾讨论过读书与拆书的分别，首要一点，是读书需要“识字”，而拆书不需要“识字”。

如何“识字”？且以《老子》第一句的“道”与“名”为例，简单说一下。

从金文字形来看，“道”字是中间一个“首”，状如一人，两边各一个“彳”，形如十字路口中间。首是人的头部，是感官所在；首表示前面，是前行的引导部位。“道”与“导”相通。
所以，“道”在创字之初所蕴涵的意义，不是道路，而是选择道路，不是引导路向，而是决定路向。
“道”的本义既然不在于路向，是否在于选择？同样不在于选择。没有道路的分歧，就没有选择可言。如果只是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就是结果，但“道”的选择位于十字路口，所以，道是选择的过程。
由此看来，道作为“道路”和“言说”，都是后来的引申义。道的本义既然是人面临岐路所做的选择的过程，就意味着“道”不是任意的路，只有经过选择的正确的路，才能称作“道”。
但是，正确的道路如果不亲自去走，或不得人相告知，便无从得知其正确与否。所以，要在不得而知其正确的情形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才是这个选择过程的关键所在。

这就是“道”这个字本身提出的“先验论”思想。这个先验论思想在后来的百家争鸣里不断发展。

任何字的创生，都被寄托着一种思想。思想的叙事可以随历史发展，但思想的抽象结构却亘古相近。

因此，“识字”是师法古人、阅读经典的基础，它的核心是理解每个字的意蕴。以四书五经为例，则每个字的历代注疏不能放过。

凭此算是有了可以做训诂的底子，至于要不要在训诂学上精进，那就看自己的喜好了。

将注疏中的意思置于甲骨文、金石文的语境和字源中做进一步理解，才能解读出真正的“意蕴”。这个意蕴在古汉语的文化语境中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现代文化的崩坏的“境界”里却早已土崩瓦解。

所以，识字，若真要识得每个字所蕴藏的深意、辨得每个字所能指的对象，少不得从字义的“发生”、即字源层面，以及字义的发展、即注疏层面，去综合考量。

四、何为“理解”？

肯定有人会说这样死板迂腐。因为已经有人这样喷过我了。

这样识字，是必须的。我以舍勒《哲学人类学》里的观点来做说明。

理解一个词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某人指向窗子，嘴里说“太阳”！或者“外边天气真好”，那么，这就叫作——唯有这才叫作“理解”：听话者通过追踪聆听说话者的意向和词句，也把握了“阳光灿烂”或“户外天气晴朗”这一事态。就是说，“理解”既不是指听话者也作出“天气好”的判断，也并非像为数不少的心理学家臆测的那样：听话者领会到或“首先”领会到说话者只是“判断”天气不错，说话者内心经历了一个与他所用之词相应的判断过程（比如，一声哀叹同时意味着哀叹者在受苦）。只有被某一判断感染或者诱发的人才能“也作出判断”，然而正是这种情况彻底排除了“理解”词的任何可能性。领会这个事实他人这样判断、这样或那样“说”，完全处于通常的“理解”之外。只有当他人这样告诉我，我现在判断：天气真好而不是说“天气真好”时，听话者才能领会这个事态，继而领会精神的事态。

这段话读原文就已经比较好理解了。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还是做一番工具理性式的说明。

设：

一个字要阐明的事物的状态是O，
一个字本身作为一个符号是S，
这个符号被用来表达作者的感受是F，
这个感受同一于事物的状态的情况是O1，

那么，读者对作者的字的理解，是理解到了O才叫理解，而感受到O1不叫理解。

并且，O≠S≠F≠O1。

但是舍勒的案例的前提，是说话者与听者在同一个环境中。同一个文化语境中的人会对一个词产生一致和相近的理解，但是碎片化写作是跨文化的网络文字交流，所以，除了不可避免的字义的模糊外，沟通和理解得以实现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古代文化典籍基础上的字义的相通上。

中文的“字”就是西方语言中的“词”。关于词与符号的区别，舍勒认为：

一切符号都靠我们的录用和约定得以生存，而以词语或其他等值的理解方式进行的相互理解已然构成录用和约定的前提。词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我们来说，词是对对象本身一种要求的满足。根据对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角度，我们物色“合适的”、与对象相配的词。

法国人类学家涂尔干认为，原始思维的核心在于“分类”，而就分类的思维而言，原始文化与现代文化并无本质的区别。

因此，中国文字每一个本身就包含着对对象世界的分类的思想内容。由“识字”入手的，不仅仅是每个字的意蕴，还是每个字背后的思维和认知方式。

境界是心识所缘，诗词的境界以字句篇为理解的媒介。只有从字本身溯源于认知，溯源与心和境，遣字造句方能让意境自然而然的完成。

而当通过“识字”溯源于认知时，人就是在对自己的认识进行认识，对思考进行反思，对习惯做出颠覆，对文化予以商榷。这个过程就是对固有心理惯性的“境界”的颠覆，是对新的境界的创生。诗词的意境由此同一于人的心境。而人恰恰是生活在自己的境界里的人，这个颠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重新体证心性的机会。

然而，到这里还没有完。

字是放置于逻辑结构中的。字也是在言说中出现的。所以，下一章，我们从这两个角度，结合文化人类学的材料，接着讲诗词创作的“师法古人”与“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