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我成为一名“红小兵”，被编入小学“红小兵团”，并担任“排长”，我哥比我大七岁，是小学校里的“红卫兵”。
我有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整天系在黑瘦细小的脖子上；胸口戴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捧着精致小巧的毛主席语录。
那是一段难以言说的时光。岁月如筛，筛不掉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学校成了特殊的场所，学生在这里如同圈养的牛羊，自由而且散漫。
老师不再安心上课，他们都在联合红卫兵、大队民兵、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校长展开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
红小兵稀里糊涂地跟在红卫兵屁股后面，红卫兵往东我们便往东，红卫兵往西我们便往西，我们坚信，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那时候一切正常的人都必须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会背诵的很有可能就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
比如上厕所前，我们可以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吃饭前我们要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睡觉前要背“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彻底粉碎敌人的反革命阴谋”。
在学校，学生非常自由，因为都是开卷考试，所以学不学都一样，也没有学霸学渣，半斤八两，谁也说不着谁。
在学生面前，老师倒是显得非常谦恭，不敢得罪红小兵，也不敢得罪红卫兵，谁得罪，谁就是臭老九，谁得罪毛主席的好孩子，谁就是阶级敌人。
我们在学校开展各种革命行动，老师一句错话，校长一个不舒服的眼神，都极有可能被揪出来批斗一番。
农民出工要听铃集合，排着队，唱着歌，雄赳赳流、气昂昂地走向田野，那里彩旗招展，有时会锣鼓喧天；晚上收工，农民们会在生产队长的口号声中，唱着有气无力的革命歌曲，迈着杂乱无章的脚步，在夕阳余晖里向着飘荡着袅袅炊烟的村庄走去。
蒋介石病亡那年，洪泽湖两岸芦苇荡里到处都是彩色的传单，上面写着“光复大陆”的字样。
手脚健全的人都被召集起来，革命气氛更加浓厚。红小兵、红卫兵、大队民兵营更如临大敌，随时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我们那个排被编入革命护卫队，我被任命为第22排排长，负责排查可疑分子。
那天深夜，一轮弯月高挂夜空，月华清冷。我带着六七个红小兵在村头地主张二奶奶家旁边的小路上放哨。
两个人突然闪了出来，他们推着独轮车，上面盖着一件破旧的大衣，大衣底下有东西在不停地抖动。
我们不认识这两个人，就上前盘问。一个人回答:“我爹病了，送他去医院。”
几个小屁孩没发现敌情，就放他们走了。走不多远，我发现不对，大衣底下露出一截东西根本不是人的脚，而像是猪蹄。
我让红小兵班长马大壮吹响了哨子，哨声划破夜空传向远方，立刻引来几只饿狗狂叫。
红卫兵大队长听到哨声很快带着两个民兵赶了过来，将那两个家伙逮住，原来是两个偷猪賊。
那一次我得到一张奖状、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把我兴奋得十几天睡不着觉。
我们的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艰巨，也感觉越来越神圣。
我们会没白天没黑夜地“潜伏”到可疑地段侦察，包括某老师唱什么歌、某校长如厕时用的什么纸；某生产队长为什么半夜出来用手电筒往天上照射，是否在和国民党特务接头；张翠花和李久才为什么钻进灌木丛半天才出来，出来后为什么会留下那么多的草纸……
我大舅步行二十多里来我家看我妈，还给我和我妹妹带了一把水果糖。这让我十分怀疑，总觉得大舅不像好人，要不为什么要给我们水果糖？
那天我特意将这个情况向红卫兵大哥进行汇报。我大哥说，这事只能智取，不能蛮干。我问大哥如何智取？又何叫蛮干？大哥瞪了我一眼走了。
过了四五天，大舅又一次来我家。不过这次是骑着一辆除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自行车来的，他来主要是找我妈算账的。
原来前几天他来我家，我妈知道他喜欢吃鱼，就将平时舍不得吃的鱼做了，又花五毛钱给他买了半斤“老白干”下酒。
我哥趁我妈不注意，抓了一大把盐放进鱼里。
咸鱼好吃，臭蛋难闻。大舅贪吃，喝着半斤白酒，一口气就把咸鱼吃了个精光，回去时口渴要命，一路走，一路渴，见水就喝，喝得肚子比皮球还大。
那一次我妈没有揍我哥。我分析认为，我妈没揍我哥，是因为理亏，因为她亲弟弟，也就是我的亲二舅就在台湾。我哥是红卫兵，我是红小兵，如果我哥被揍急了向上面报告，那可就不是玩了。
我回城那一年，红卫兵和红小兵取消了，我还不满十四岁，就被转到了少先队，还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这一当就是几十年，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到撤销我少先队大队长职务的通知。
看来，这大队长职务早已被遗忘了，只有我还能记得它，连同红小兵排长以及那段无法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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