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忙中偷闲回老家看望过亲人们，回来后和母亲讲了回家的见闻和感受，这让母亲唏嘘不已。每次和家人们通信都是“一切安好”，可事实呢?也许是亲人们担心远在外地的子女们牵挂，报喜不报忧吧！
父亲回来后的年底，奶奶突发疾病没送达医院就过世了。以前奶奶就有偏头痛的毛病，那个时候医疗不发达，还有点迷信，以为奶奶犯了三七，每次犯病的时候，都是刨一点茅根草和小黑豆同煮后口服，症状会缓解一些，后来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刚发作奶奶便停止了呼吸。很大概率是脑出血所致的，父亲回去看望爷爷奶奶的时候，当时不到六十岁的奶奶走路就颤巍巍的，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就有少量出血了。
知道奶奶过世的消息已经是半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接到信，父亲沉默了许久，我们几个孩子看到父亲的样子，都不敢靠近父亲，母亲小心翼翼地安慰着父亲，样子很卑微，似乎低到了尘埃里了。
奶奶的葬礼是大伯大妈和族人们一起协助办理的，二伯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葬礼的第三天了，拿出了葬礼一半的费用，剩余的部分父亲从这边寄了回去，毕竟大伯、大妈出力劳神的，难为他们一家了。
父亲回来后，外婆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母亲除了每个月按时给舅舅家寄钱，别无他法。第二年的暑假母亲决意回家看看，料理好家中的琐事，给单位上请了探亲假，把大哥和姐姐留在家里，每个人给了5块钱的零花钱，托付给了父亲，母亲便带着5岁的我和7岁的二哥出发了。
我们三个人从家里出发，坐大班车到了哈密，然后踏上了开往西安的绿皮火车。长这么大，我和二哥都是第一次去哈密，虽然在家里抬头就能望见天山，并在山坡上背过柴禾，但大班车在山里盘旋公路上经过时，沿途的风景还是让我和二哥开心不已。
顺利登上绿皮火车，我和二哥更是兴奋不已，长长的车厢里座位排列整齐，原来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坐在上面。火车头喷着白水蒸汽“轰隆轰隆”往前走，把沿途的山包，小村庄甩在后面的时候，我忍不住悄悄问二哥“火车爬着都这么快，站起来……”，“可能更快，比咱们那里的牛车跑得更快……”二哥信誓旦旦的语气，把满脸愁容的母亲逗笑了。
那个时候火车上还没有像样的饮食，我们母子三人凭着一兜煮鸡蛋和几张大馕饼，就着白开水，在火车上坚持了两天两夜，终于到达了西安站。因为只买了两张火车票，多半时间我和二哥轮换着坐座位，另一个只能坐在母亲的腿上，夜间，母亲把我搂在怀里，二哥靠在母亲身上睡觉，母亲就这么一路承受着。
很幸运的是我们到达西安是早上，刚好赶上了西安开往南阳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着过秦岭，道路颠簸不定，火车上兴奋不已的我和二哥，这个时候除了疲乏，还要承受颠簸，最不能忍受的是酷暑，闷热的车厢里混杂着汗臭味，有的人甚至脱掉了鞋子乘凉，汗臭味混合着脚臭味，快把我们熏地窒息了。
天黑之前我们拖着行李终于到达了镇平县城，然后乘坐机动三轮车回到了贾宋镇上，摸索着到大伯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大伯和大妈算着时间等着我们，早就准备好了饭菜，虽然都是粗茶淡饭，但那都是他们家能拿出的最好的饭菜了。爷爷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苍老许多，满头白发夹杂着饱经风霜的脸，背也有些驼了，活脱脱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头。看到我们，爷爷显得十分激动，尽管每年都往家里寄照片，但看到孙子依然亲切，毕竟大伯家只有两个女儿。
大伯家的两个女儿显得有点惶惶然，只是远远地看着我们，不敢靠前，尽管大女儿已经十二、岁的样子，小女儿也有十岁左右。大妈忙着招待我们，不停地和母亲唠着家常，尽管是昏暗的煤油灯下，大妈穿着粗布衣裳，还是是那么好看。
当天晚上大伯陪着我和二哥睡在了院子里的木板床上，母亲则和大妈还有他们的女儿住在东厢房里。第一次躺在室外的木板床上，院子里的枣树随着小风摇曳着，莎莎作响，我和二哥觉得很好玩，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忍不住悄悄私语，后半夜才懵懵隆隆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母亲便带着我和二哥去了外婆家，外婆躺在东间的那张大床上，房间里有点昏暗，还有味道。母亲见到外婆的那一刻失声痛哭起来，外婆颤抖着干枯的手婆娑着母亲的脸，竟然说不出话来……
舅舅对我们很热情，舅妈却冷淡许多，舅舅家的大女儿已经十多岁的样子，态度和她妈妈她妈妈一样冷漠，倒是舅舅的儿子旺哥比二哥还大几岁，对我们很友好，领着我们到河边柳树下乘凉，看着又深又大的河流，有人在撒渔网，每网都有小鲫鱼，让我和二哥激动不已——我们那里只有二道河子的小涝坝，充其量能捞点泥鳅而已。
没几天，二妈从禹城农场带着她家最小的儿子回来了，那是个和我同岁的男孩，母亲把玩具送给他的时候，他一句经典的语句“给俺媳妇玩”，惹得大人们也忍俊不禁。大伯看着我们这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眼里顿时有了光，瞬间又暗淡下去，也许他心里也渴望有个这么调皮的男孩子吧！
母亲的假期就要到了，无奈之下母亲给外婆准备了寿衣，又到寿木店给外婆定了上好的棺木，把棺木钱留给了舅舅，拜托他以后料理外婆的后事。
临走之前，母亲又悄悄在大妈家的枕头下压了一沓钞票，实在不忍心大妈过这种清苦的日子，除了留点钱，别无它法。
出发的日子到了，大伯送我们母子三人坐上开往西安的长途汽车，途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二哥说“留下来被伯当儿子好吗”，二哥看看母亲不知道如何回答，母亲便以“回家该上学了”，打破了这瞬间的僵局。
回来后，大哥给我们展示他买的墨镜和塑料手枪，5块钱花的光光的，而姐姐的5块钱斯文没动，母亲心疼姐姐，破天荒在不过六一、不过年的季节里，给姐姐做了一件花平布布衫。
我们不在家的日子，父亲不擅长家务和做饭，基本都是带着大哥和姐姐吃食堂，来不及的时候就用牛奶兑水煮面条，用父亲的话说“营养都在锅里”。从此以后的几十年，母亲再也没有撇下父亲独自回过老家，单位有事出差最远的不过是去七角井随车拉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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