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今之汉族风俗习性，多基于宋，心奇即默淹于史。
世人多知苏轼之名，以其为中华之文豪！千古仅认范公之风，皆认其两宋之完人！几人可知荆公之业，久昧中华千年之伟人！
以今之教科书内容和手笔，多不明其伟大；以宋史之作假，宋文人之浅薄，多诬其误国。常惜无力为其直笔，但幸百年文豪有大作。
梁任公著《王安石传》，值得一看。虽有借其为晚清新法托寄，但公之《少年说》已证其人品，公之名望证其见识，公一身不负家国可证其信。其所著秉以公心，其所叙不据一言，其所依备料周详，于史料中求正反之证，于褒贬中举新旧所论，力以公议，征以圆满。其书言也实，论亦周，理实明。
试归诸之，简画之。有兴趣之人更可一读其原著。
对荆公一生，详细回顾，学通古今、文负盛名、性洁怀远、忧国忧民
继以：时代背景、未入仕前之经历、入仕后之游宦、与神宗之相识、新政诸法介绍、去职起用之反复、新政之成就、主政之军功、新政之亡、荆公所用人、荆公家世成员、荆公之文学，一依史料而加以分析，求得一幅完整清晰之人画。
虽以文言所述，但并无拗曲之处，文笔简练，词句明易，论理通畅，情起适具。虽是传记，亦是美文，虽是论理，然理情皆备。
变法势所必行，虽无荆公，亦有他人
宋开国至此，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帝近百年，承澶渊之盟后数十年太平，民安于业，官沉于嬉，兵身日肥。豪强侵地于民而民生日蹙，禁军于开国二十万精众而至百万之白食，恩荫及初子弟而扩于族人亦所䘵之繁，营建所耗信道所费冗官所养而国费日赤。种种潜患，难以具述。
当时情形，若任由其滋，旦有外敌内反或旱涝虫震，兵不能战，财不能继，灾不能救，国难保，君难安。此亦，欧阳修、苏轼等各在笔记中有述，王船山在《宋问》中亦有所具。
必急求命世大才来治，防患于未然，振兵以备敌，蓄财务以滋用。
3、先帝老臣不可用，满朝无人可与借，只有安石可助
神宗问政于司马光，温公老成言：汰冗兵冗吏、节费度用，或需十年。然又推诿不任所言之事。
神宗又问于文彦博，三朝宰执大言不惭，博言：希君广布恩德施惠于下，三十年不言兵。
萧规曹随，汉方立国不久，距战乱未远。宋时此况，老臣已非谋国，直是误国，实是谋己位、思己利、珍己名、不思进、但循旧。
神宗不用安石，可用何人？即非其人，亦有他人而用。可论才论名，安石又谁可堪比？非其急急自荐，亦有诸大人如欧阳、文彦早举其才。
4、其学也深，其游也广，上️下义心，新法有备，措置有方，其功也多，民亦渐适
安石年少随父宦游多地，多察民间疾苦，体知下层之弊；其为县令时，试青苗法验其可用。其非深院中之纨绔。其上奏言职不得人、人不习职：析当时进士，日日勤于词赋取功名，一旦外放或入部，技不如小吏，识不如衙役，不会核财，不知民事。因此变法，变经科级太舍，以适取实士。只此几语，就知其非腐儒可比，更注于经世济民。其所论，非当时有此弊，亦现今之世，何尝不是？
新政渐施后，神宗曾急急问，一法为何不快快施行？安石以惧难得人而不敢冒行。其皆至小受名师所教，断不至无普通学识。多是两人析数次谋多日，才敢试一法，又多于京都近路先施，见有初效而后广。史上多述其新法不周，施行过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国势不等人，危患不等人，且娇枉过直，可默默而十数年成一法？况神宗爱民至性，群臣环瞪宰执，一法有思且心中惴恻，一法之试，日夜思情，一法之布，惧任非所人，其何敢匆匆？况保马法后废、均输并入市易、又改惠卿更法之过而慎矩于可控，非不谨也，实新政之施，国家之大，有一二纷争，亦所难免。
其法，按任公所析，多有创举。近现代银行之青苗法、有近大学之经试医学法律兵事营造等教育新法、有近军民一体之警察或军国之保甲法、有近现代军队之募兵法、有近现代税制之免役法、有现代军工雏形之监械法、有近现代预算之度支法、有变将兵不专之军队法、有改官职考核之任免法等。亦有不当行之保马法、市易法等。
以任公之见识，直呼其创举于侮我西洋更早数百年，非宋无人而不知爱，非中国无创举之才而昧于史，此甚可称中华第一伟人。
以现代眼光看来，其非宋人，直是当世人穿越至宋，上下五千年，获此异赞，王莽安石两人已。
新法亦有成就。钱上数可查，以民兵换禁军，汰老减养直省数十万贯，又积下占湟和伐夏之资，其数当在千万贯上，以仁宗朝入不敷出之危，至此能有此库积，新法之效何仅君相可见；仅耕地一项，其时竞有七亿多亩，以现在三分之一土地，半数齐于现耕地红线；河湟拓地上千里，收羌族数十万众，此战若无新法收财必难胜；虽六十万兵伐夏失败，但当时荆公已不在位，亦劝神宗不可急战，可此等大战若无新法财力支撑，想亦都难何敢一战，况战事胜败难测，非新法之过。
5、误宋者，诸君子实占首排，司马光实居首位。
靖康之变，距神宗死约40年，实应荆公变法缘起之忧惧。若新法可延数十年，民有保甲，县有良吏、军有锐气、国有良将、兵有适械、枢有厚财，大变怎可生？不止夏辽，何惧金蒙？
然新法始终不受士大夫所喜。
一法初出，朝中群议愤愤。小苏妄指安石为奸，直比王莽；大苏大喷免役，不乐出钱雇人抬轿，甚言民生来抬轿我生而为官；神宗对文彦博解释，青苗法暂抵豪强侵民之利，博之回答：君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只此三人，君子之伪如日灼目，昭昭于千古，何史书遍诬荆公之奸。余下诸君，多以任官至外而成己君子美名，终无一人以国为重悉心于国政而辅新政之完善，或补缺益，或察任选。初，安石希新老臣属或助，程頣曾任下属，然终皆以国不与民争财、新法不如祖宗法、君子与奸邪等似是而非来随口漫争，无一具指其缺，无一具指其任非贤，徒以意气相争。皆远去不助，而惜自己之清名。
以一家言，不喜长辈，就置家不顾而出走，置家中生计于不顾？于一国言，不喜执政，就归远而避，置孤君弱民于水火？文儒之独善其良，遇奸或可，遇不适确不合，宋文人之恶习流传于明清而至今。于后世视我总理周公，其胸怀其苦心，此等儒子视之，或愧其私名心之重矣！
司马光论新法择一言而观：华夏之民，世习田地，不可战于辽骑；村中老叟受惊，兵事不详不吉等等。以国政兵事，付村老之心，此非国家，或是司马之家，尔非国臣，适乃村子？
神宗一死，高太后起用司马光，主政之绩无它，独急急废新法恢旧制、促促放新党于远郡。
固反新法贬官多年，苏轼多知民苦，劝温公详虑，新法有可取之处，旧法有可除之弊，部新法民适已久，如此反复实如扰民，或可择议多方，而不可剧废于一朝；范纯仁系仲淹子，为官方正，曾因新法外放，亦劝温公不应草率恢旧制走所任。温公皆不听。甚要归还吐蕃河湟之地，还夏昔宋占之边堡。
资治通鉴之主编，宋理学之大儒，国内外盛传之名臣，何以如此？资世敌与国土，争意气于朝堂，自谓圣人君子，实是盗名奸人。名为利国安民，实为兴党争毁国基，名为为当世儒师，实乃愚民蠢人。即船山之问，虽所著精深学通古今，亦称荆公为奸，为何？荆公未害旧党一人，新法已始而几次思退，其非专权之人，其非恋位之重。仅以史称有民断指而愤新法，谁知其良民亦逃民亦非旧党指使，其国人千万，择一人而置千人而不顾？所论皆有其理，只此有失公论！
司马光另一大功，即起靖康祸首蔡京。京兄为安石婿。自有才华，名盛不弱于苏轼，起托于新政。司马光废某新法，期于五日，众皆难成，独京如约，光喜即重用。而后任于微宗，花石纲兴，国随之亡。不断新法而不至于此，不用蔡京，而祸不及此，两者择一，皆可避此大难，而两者皆用，大难断难消亡。此老当熟知史书，而昏昏行奸臣之事，却得久久之盛名。吕惠卿列于奸佞，而其终死不改变法之心，即出西边知军事亦可独阻敌兵之侵；丁渭虽奸，陷莱公于死地，把朝中之大权，然终其一世，未曾资敌于国土。后史当列昏相传或误国之臣传，光当列于班首。
期光若助神宗与安石，️摘其实害，补其不足，劝旧党以国事为重，则既高后久在，亦难动新法，国家亦可增运延祚。
汉唐皆毁于宦官，宋明皆毁于君子，可知这世上君子亦会有大错，错至亡国，小人亦有大功，功至存国。又可知宋史虽元人所著，而元人所依皆宋人所写，宋之文人君子实名不称职、才难任事、识学甚浅、而性好轻议、所著多有乖张之处。
任公，学问大家，所著安石一书，亦多有高见。非仅任公，后有多人为其所辨。荆公之文，不亚于东坡之流；荆公之学识，又非东坡温实可比；荆公之抱负，实独巅于理学诸儒；荆公之大材，实直耸于宋文人群中。而后世之书，宜当大力颂其之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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