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长庆元年科举复试案是牛李之争的导火线吗

我看中国历史之五四：唐朝篇十三

唐穆宗长庆元年科举复试案是牛李之争的导火线吗

                       文  和运超

     唐穆宗李恒在位只有四年，年号为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长庆”，却也是中晚唐朝臣纷争加剧的重要阶段。

首先是宫廷内，李恒能够登位主要依靠宦官及后宫的力量。李恒的母亲是大功臣郭子仪的孙女，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就在李恒好不容易被唐宪宗册立为太子后，群臣都认为可顺势让郭氏成为正式的皇后。宪宗却对此死活不愿意，只封郭氏为贵妃。按说这一点有些令后人费解，实际这是十分特殊而又客观的环境造成，自肃宗张皇后以来，宫廷中就几乎再没有活着被册立皇后的例子，女人强势干涉朝局——这在唐代有太过强烈的心理阴影。

王守澄扶立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个皇帝

最终宪宗意外被宦官毒害，虽然看来是王守澄趁扶持穆宗上位，顺手掌握了朝局，但很难不让后人怀疑当中同样有郭氏的影响在内。王守澄能在穆宗时期脱颖而出，虽然凭借他早年就与李恒有一些渊源，不少研究者也分析，自然还包括郭氏默许甚至支持王守澄扶持李恒上位，无形中也就暗示，宪宗死的蹊跷意外，可能隐约有郭氏的因素在内。这一点绝非单纯今天的研究者好奇索隐，至少在唐宣宗时对郭氏的厌弃就已经开始流传。

其次穆宗与朝臣的关系，史书暗示李恒虽早定为太子，能否顺利得到众大臣支持也颇为焦虑，他请教舅父郭钊（为郭暧与升平公主所生，郭钊的两个儿子郭仲恭、郭仲词都娶穆宗李恒的女儿）。当时为司农卿的郭钊提醒太子一定要尽“孝谨”之心，不要考虑其他的事。

经过郑注、李训与王守澄在宪宗后期的关系铺垫，尤其王守澄与梁守谦等神策军控制宫廷，绝大多数大臣毫无悬念会认同名正言顺的太子成为新君。这时，元和旧臣李逢吉顺利出山辅佐新君，成为外朝的一个核心人物。

穆宗长庆年间之所以会加剧大臣之间的分歧，一大不宜觉察的因素在于，穆宗李恒才能固然远不及父亲宪宗李纯，其个人喜好又倾向于文学出众的大臣，比如他欣赏诗人李绅、元稹，都先后提拔为宰相。

实际观照号称牛李两派大臣，总体都是所谓文人士大夫，但相对有各自突出的一面，假如区别个别态度有过摇摆的如杜牧、李商隐、白敏中，以李德裕为首一派偏重实际行政才干，而牛僧孺一派汇聚纯文人较多。古人的交游尽管可以跨越藩篱，所以像杜牧、李商隐与两边的人都有交情，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也有相当依据，这一标准甚至可以延续到北宋群臣之间的纷争。

比如一般认为李逢吉不喜欢和文人合作，实际是同他关系不好的文人，如著名诗人姚合是他的门生，关系就不错，他尤其讨厌李绅，视为眼中钉。长庆元年发生的复试案，李逢吉确立地位不久，次年就把对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调去浙西做观察使（主要辖区并不算浙江，实际大部分在江苏境内），抬出的名目就是李德裕与李绅等人有勾连。然后把关系比较密切的牛僧孺召回辅助自己，而牛僧孺其实也是以文才著名。

牛僧孺为官清廉，任户部侍郎时拒绝宣武军节度使韩弘的贿赂。元和末年长庆初年为御史中丞，更重视廉洁，宿州刺史李直臣被批评在地方不法，论罪当诛。到处拉拢人为他说情，尤其贿赂宦官在穆宗跟前做工作。穆宗专门了解情况，牛僧孺秉公直言，获得欣赏，所以李逢吉举推荐为宰相得到同意。

     群臣纷争爆发的导火线就是元年（821）的复试请托案，直接关联者有段文昌、元稹、李绅、白居易、李宗闵以及钱徽、王起等，恰恰冠以派别头衔的李德裕、牛僧孺并没有与这起事故有什么关系。

     钱徽作为科举主事，为人比较贪婪，接受段文昌、李绅等人请托，本来同意，甚至钱徽还向段文昌写书信作保。钱徽又受李宗闵等关系更好的人影响，选中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人。段文昌不满告状，元稹、李绅以翰林学士身份认为钱徽作弊，然后由白居易、王起负责重试，结果钱徽贬江州刺史、李宗闵贬剑州刺史（剑州为四川剑阁县一带，唐玄宗继位的先天二年所设，713）。

元稹白居易都是科举复试案的重要亲历者

以上绝大多数人的传记已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引起事端的是同样有请托的段文昌，可能有挑事嫌疑的是元稹、李绅，但元李二人接受穆宗询问时都指出钱徽不公正，收取贿赂也是客观事实。这些人中有明显矛盾的是元李和李宗闵之间。偏偏《旧唐书·李宗闵传》把矛头意外地指向李德裕，当时他与元李同为翰林学士，还把李德裕排在前面。到《资治通鉴》不仅完全照搬，还加了两句李宗闵对李德裕的愤恨。所以，后世研究牛李两派无不强调长庆复试请托案是爆发纷争的重要节点，可李德裕、牛僧孺两人与这起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

李德裕是因父亲李吉甫的门荫出仕，也有诗文才华，担任翰林学士自然经常被皇帝召到思政殿问对。科场复试案期间，应该有过与元稹、李绅一样的询问，但李德裕当时并未特别出头，也没有明显的阵营观念，更没有直接处于矛盾旋涡。甚至岑仲勉、傅璇宗等研究者还认为，李德裕虽然后来有提携一些重要助手如郑亚、李回，终其一生都没有像李宗闵、令狐绹、白敏中等人那样拉帮结派。虽然有点刻意为李德裕说话，但李回在武宗之前与李德裕没有明显交集，王茂元也一样，所以这一说也有一定理据。

即便李德裕面对穆宗询问有和元稹、李绅相似回答，也属于实事求是，不算什么打击报复。《旧唐书》所记，主要还是后来编写者对史料的选取态度，尤其《资治通鉴》更是出于对李德裕的同情，指李宗闵一派有嫉恨心理。因此，同属一派的李逢吉为宰相后就想方设法要赶走李德裕。

李逢吉是长庆时期最重要的宰相，甚至也是科场复试案背后的关键角色。

掀起这场风波的是段文昌，刚刚前往成都出任西川节度使。这一职务尽管不算糟糕的贬谪，但在穆宗继位的转折点，至少属于比较明显的排斥。要知道段文昌在宪宗后期也是深受赏识的翰林学士，比如著名的重立《平淮西碑》就是宪宗钦定由他来写的，假如宪宗不出意外，随时可以得到机会升为宰相。

段文昌还有另一身份是武元衡的女婿，也是宪宗最信任倚重的人物，死于藩镇的谋害。以大局观来说，段文昌自然是坚定的武元衡、裴度一方，站在尊君削藩立场。李绅、元稹虽然资望稍浅，但从拥戴新君穆宗的所作所为，对当时藩镇态度与段文昌、裴度等前辈应是基本一致，希望新君穆宗继承宪宗平藩镇的遗志，继续中兴李唐。

李德裕画像

那么问题来了，在穆宗登位的关键点上，李逢吉、王守澄、李宗闵等毫无疑问是另外一派，同出于拥戴心理，他们需要的是息事宁人，钱徽与李逢吉、李宗闵更加亲密，已经说明内心与段文昌、元稹、李绅绝对不是一路人。

钱徽在宪宗时就是反对削藩的代表。元和十一年（816），与萧俛一同被免除翰林学士，他们与李逢吉也都有关系，一度同为中书舍人。正是这一渊源，李逢吉为了巩固地位，利用侄儿李训与王守澄建立关系，保全了拥戴新君穆宗的地位，而钱徽也重新获得重用。

在穆宗新的实力派之间权衡，自然钱徽毫无疑问选择与李逢吉、李宗闵一条阵线，而段文昌等人根本一直是他们的对立面。

只不过穆宗新立之际，不一定立刻又涉及藩镇问题，面对王守澄等宦官势力抬头，新的矛盾已在酝酿。段文昌被排挤出长安，很可能涉及朝臣对宦官阵营是联合还是压制，这一苗头立刻引起王守澄、李逢吉等实力派警惕。长庆年间的风向开始转变，穆宗就算如何欣赏像李绅、元稹这一批文学人才，注定无法同宦官集团对抗，注定他们一个个又会被驱逐，包括与此事毫无直接关系的李德裕，也被牵连。长庆年间的朝局已经是危险信号：一切与王守澄等宦官势力作对的基本都要被打击。朝臣唯有在当中做出选择，而这一压抑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文宗大和后期酝酿出又一激烈的对抗——甘露事件。

李逢吉重为宰相后，李宗闵很快就从剑州回京师提为中书舍人，李德裕反而被弄去润州做刺史。这一来一去，无法摆脱双方矛盾加剧的大背景，到文宗年间的旋涡自然越来越巨大。

像元稹，元和年间在驿站曾被仇士良、刘士元等宦官羞辱，毫无疑问是坚决反对宦官的一员。元稹与白居易同属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进士（白居易年长元稹八岁，元稹与之前肃代时期著名诗人元结都是北魏鲜卑后裔，元结据说祖先是常山王拓跋遵，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堂兄。而元稹则称是昭成帝直系后裔），一起入秘书省任校书郎，结下终生友谊。

元稹年轻时很会经营名声，他起初参加科举选择的是明经科，相比进士科要容易胜出，年仅十五六岁就一战成名，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功名之心很重。之后苦读不停，准备充分后，元和元年参加进士科获得状元，名扬天下，任左拾遗职务。

元稹为新君宪宗拼命表现，奉命出使剑南东川途中大胆上奏诸多不法事迹，连重臣房玄龄的后人河南尹房式都牵扯进来。元稹不知深浅，反被罚俸。回去途中下榻驿馆，因不服仇士良、刘士元等人索要上等房间，被他们鞭打驱赶，接连遭受屈辱（不排除仇士良等故意令元稹难堪）。

唐宪宗李纯精明强干，对身边的宦官势力能够掌握，其实非常倚重他们。反之，他对文学知名的官员闲来也会比较欣赏，但在朝廷事务方面往往并不重用，因此元稹、白居易、韩愈，元和年间文学人才堪称鼎盛，基本都看不上眼。

笔者认为，鉴于顺宗永贞时太重用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文学型人才，恐怕元和时期的用人，根本是宪宗故意反正的表现，因此更看重吏治型人才，但这不排除武元衡、段文昌、裴度、令狐楚等辈，同样有着不俗的诗文才华，像武元衡还是德宗建中四年（784）的状元。

白居易元稹的长庆集都以穆宗年号为名

与好友元稹相似，白居易早年也热衷功名，也会炒作自己，比如模仿元稹与李绅的合作。元稹以自己经历写了一篇《莺莺传》，由李绅写《莺莺诗》互相宣传。《莺莺传》的写作年代虽有争议，但经陈寅恪、卞孝萱等推断，大多数研究者至少认为是贞元末所写。元稹告知李绅和杨巨源莺莺的故事，他们都写了《莺莺诗》（李绅所写长诗更出名，但没有流传下来）。当时元稹最好的诗友就是李绅、杨巨源，与白居易已经认识，还没有多深的交情，两人关系加深是贞元十九年之后（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相继登位实际都在贞元二十一年内），包括白居易和杨巨源后来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白居易与元稹关系加深后，元和元年，他联手另一非常陌生的文学青年陈鸿一同写出《长恨歌》诗和传。白居易之所以绝口不提元稹，就是故意要凸显自己的才华，果然《长恨歌》令其名声大噪。然后他积极参与元稹、李绅开创的新乐府风潮。和元稹一样，白居易也多次大胆向宪宗进言，实际不被皇帝欣赏。就连希望惩治谋害武元衡凶手的正当谏言，也被皇帝认为多此一举。

据说唐宪宗向李绛抱怨过：“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尤其不喜欢白居易时常越位言事，结果将他贬去江州，从此离开朝堂。加上元和六年（816）朝野对白居易母亲之死的一番议论批评（称白母落井致死，小的批评是指当儿子的疏忽大意，大的指责是母亲不满白居易的恋情，白居易又一直没结婚，有故意令母亲致死的迹象，属于严重不孝。经裴度等调查，白母应是精神疾病，落井一事的确是意外），此后白居易性格大变，一心向佛，生活追求享乐，甘于恬淡，渐渐丧失当年的热情。

    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今重庆忠县），途中与元稹曾相会，同行还有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穆宗继位，元稹获得翻身机会，白居易也希望有一些建树，当时恰逢田弘正遇害，于是又拿河朔藩镇说事。

如之前分析，主事的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都是对时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自然对白居易一类谏言不感兴趣。白居易再次外放，之后一直生活在洛阳，与刘禹锡等结交，开始他的晚年生活。

     元稹虽被穆宗欣赏，但李逢吉不会让他长久。很快就借口裴度被人行刺，将其调离岗位（元稹为谋求宰相，对裴度还是很有意见）。此后去浙东任观察使兼越州刺史有六年，做了一些有利百姓的事情。

     他们共同的好友李绅在穆宗身边更受青睐，他也是贞元十九年的考生，但在元和元年才考中进士。他最先开始做反映民生疾苦的新乐府诗，比如至今流传的《悯农》一类。奇怪的是，李绅最初创作的新乐府二十首居然一首都没有流传。

后来人们只知道白居易一人打响新乐府的名气，有研究者认为白居易看过李绅的作品以后，各种附和的诗作多达五十多首，后来他把李绅的作品混入其中，只不过这一说法很难证实。元稹过世比较早（文宗大和五年，831），另一好友杨巨源在长庆四年归乡隐居，连多久去世都没有记载。韩愈在杨巨源离开长安时写了一篇《送杨少尹序》，之后杨巨源基本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李绅塑像

李绅本人虽然活得比较长，也受穆宗倚重，他和元稹后来都被认为是李德裕的朋友。李绅的为人不像他提倡《悯农》那样一心体恤民间。正如长庆元年的复试案，李绅的确也是针对李宗闵、钱徽，有打击对方的意思。李绅在长庆末年被贬端州，后来的确是得到李德裕相助才返回，武宗期间还与李德裕有搭档，他被视为同一阵营是有一定依据。后来野史对李绅的私生活颇多讥刺，不排除有针对李德裕故意夸大其词。

连同李绅的诗歌，众所周知唐宣宗李忱是白居易的粉丝，同时又是最痛恨李德裕，视为死敌，所有与李德裕有交情的人全都排挤。无独有偶白居易成了当时第一大诗人，李绅的后期诗歌留存下来，可他的早期乐府诗恰恰消失在历史中。

李逢吉与王守澄、梁守谦、刘弘规等宦官关系密切，穆宗是有亲近贤臣的心思，但贤臣先后被莫名其妙被挤走，导致吐蕃侵占剑南地区潍州一带。穆宗不过二十六七岁，不仅放松游乐，还和宪宗一样好服丹药，短短四年就中毒身亡。

李唐家族身体基因不大好，穆宗于长庆二年底在宫苑观看打马球，一时激动就发生过一次中风。幸好不太严重，调理稍好一些，刚过长庆三年的新年，穆宗又开始吃丹药。许多人都劝谏，可皇帝不听。仅过一年，长庆四年的正月就忽然身亡。究竟是病发还是丹药的毒性发作说法不一，可能两者原因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