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一个典故：周瑜很懂音乐，听到有人弹错了音，一定会扭头看一眼乐手，于是那些对周瑜心怀爱慕的女乐手总会故意弹错，希望引起周瑜的注意。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这是唐朝诗人李端的浪漫诗句。
你看，魏文侯的音乐素养，跟周瑜如出一辙。
但是，田子方只是笑。魏文侯问：“你笑什么？”
田子方这才回答：“我听说，国君应该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音乐。现在您这么懂音乐，恐怕对任免官员的事情就疏忽了。”
魏文侯说：“这话说得真好。”
场景很简单，对话很简短，交代出儒家心目中的领袖素养。这种素养，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概括：“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所谓“君子”，原本的涵义可以顾名思义，就是“君之子”，领主的儿子。在宗法封建时代，领主的儿子将来也会成为领主，需要管理土地和人民。
所谓“器”，字面意思是器具。器具的特点是为功能服务，每一种器具都会服务于一种特定的功能，比如锄头是用来种地的，衣服是用来蔽体的。锄头不能用来蔽体，衣服不能用来种地，这就是器具的局限性。
作为管理者，必须让自己“不器”，不做任何领域的专才，换句话说，就是干啥啥不行。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凭什么就能做管理呢？如果请田子方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说：“做管理不是管事，而是管人。”
所有的“事”，都应该分门别类，交给各个领域的专才去做，而管理者要做的，会用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
编钟的音准问题，既然是一件很具体，也很专业的“事”，那就不是魏文侯这个管理者该操心的，他只应该操心乐官的选拔、任免和考核。
人治和法治
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儒家很坚决地推崇人治，反对法治，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君子不器”的逻辑。
司马光本人无数次高举人治大旗，强调只有人治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
我们再看王安石变法，变的是“法”，这在司马光看来毫无必要，如果一定要变一点什么的话，那也必须是变“人”——把不称职的人撤下来，把称职的人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而如果人用的不对，“法”就算变出花样来，也会被不称职的人搞砸。
在这个问题上，《荀子》有一句名言：“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
也就是说，国家没有自己乱起来的，只有被不称职的国君搞乱的；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靠任何制度、政策、法律都没用，只能靠合适的人才。
当然，司马光也不会顽固到认为“先王之法”必须永世不变，毕竟他既研究历史，也精通《易经》。
他很清楚的一个道理是：“法久必弊”，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制度、政策、法律，无论一开始有多好，多受欢迎，多见成效，只要时间一长，一定会生出弊端，弊端越积越多，就会让老百姓反感了。
那该怎么办呢？司马光说，要“通其变，使民不倦”，也就是说，要顺应时代，该变就变，让老百姓欣然接受就最好。（《易说》卷六）
司马光搞变通，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编写了一部《书仪》，也叫《司马氏书仪》，重新规定了婚丧嫁娶之类事情的礼仪细节。
这部书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儒家传统礼仪一来太繁琐，二来那几部礼学经典太难读，好多内容确实读不懂，三来北宋社会和周朝社会相差太大，周朝的礼仪很难在北宋照搬。
有些人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古礼，那才是真正的顽固派，比如“北宋五子”当中的二程和张载。很多人倒是会觉得他们很厉害，值得敬佩，但没法学。
司马光的《书仪》才是拿过来就能用的一部实用礼仪手册，既有古礼的精神，又有新时代的变通。后来朱熹特别推崇《书仪》，在《书仪》的基础上编成了著名的《朱子家礼》。
可见司马光是有变通精神的，但变通的意思，是在现有的格局下增增减减，而王安石变法，在司马光看来属于全盘推倒重来，这显然不会有好下场，更何况王安石特别不懂得用人。
以王安石的用人风格，别说变法本身就有问题，就算新法一切都好，这些人也能把事情办砸。
让司马光愤怒的是，虽然说“法久必弊”，但法还没久呢，眼前看到的那些弊端基本都是由人的问题造成的，明明可以换人就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变法呢？人永远都比法大。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我们都知道人治不可取，这已经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常识了，但如果认真听听这些古代儒家大佬的意见，似乎也很在理。
我们凭着今天的常识，从直觉上就能判断他们说错了，但他们到底错在哪儿了呢？
其实他们说的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社会变大了。
我们必须想到的是，孔子那套学说是在宗法社会里诞生，因为逐级分封的缘故，全天下分裂成无数个独立的、小型的熟人社会，搞人治确实很恰当。
即便到了今天，在一些比较封闭的小县城和农村，只要还是独立的、小型的熟人社会，人治照样很适用。
编钟的调音
聊完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们换个角度看魏文侯谈论音乐这个故事。
请你注意一个小细节的对比。
前面咱们说过，“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周瑜发现的音乐瑕疵，是乐手弹错了，这很容易理解。而魏文侯发现的音乐瑕疵，是乐器本身的音高错了。
在魏文侯的时代里，编钟的音高真的很难做得准确。
敲击一口钟，可以发出悦耳的声音，这好像很容易。在外行人的印象里，一口钟，开口是个正圆形，钟壁是均匀平滑的，最典型的就是欧洲老教堂钟楼里的钟，敲一下的话，整个小镇都能听到。
在《巴黎圣母院》的故事里，卡西莫多就是教堂里的专业敲钟人，今天我们去巴黎，还能在西堤岛上听到圣母院动听的钟声。
其实，就算不考虑音准问题，单是让一口钟发出悠扬的声音，就很不容易了，欧洲直到16世纪才掌握了让钟声好听的技术。
因为我们听到的一切动听的声音，都不是一个单独的音，而是由基音和泛音一起构成的。所谓泛音，从频率上看，是基音的整数倍数，如果不构成整数倍数，就形成不了泛音，就不好听。
一口钟如果造成圆形，钟壁还很均匀的话，就发不出泛音。
欧洲工匠的解决方案，是调整钟壁的局部厚度，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比例搞对了，钟声才能悠扬。
中国工匠在两千多年前就掌握了这门技术，而且做得更巧妙，不做正圆形的开口，而是做成一种近似于椭圆形的开口，像两片瓦合在一起，称为合瓦形，让敲击可以产生泛音。
除此之外，还把每一口钟做出不同的音高，同一口钟还可以正敲和侧敲，敲出两个音高，一组钟可以表现完整的音阶，这样就可以演奏音乐了。
至于音准就更难了。音高的不同，主要和钟壁的厚度有关。钟壁越厚，声音越高。这和弦乐器刚好相反，弦乐器是琴弦越粗，声音越低。
如果和弦乐器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弦乐器很容易调音，琴弦绷紧一点，声音就高一点，如果高得过分了，就把琴弦再放松一点。来回调节几次，就能把音高调对。
但编钟的调音就难得多了，一口钟铸好了，要调音只能靠锉，把钟壁锉薄，一旦锉得过薄了，再想恢复厚度就不可能了。如果对音高有严格要求的话，这口钟就算废了。
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造一口钟的成本相当惊人，而且造钟用的不是单一的金属，而是合金，这就意味着一口废掉的钟没法回炉重造。
显然调音必须慎之又慎，但问题是，编钟的调音非常复杂，而且古人纯靠耳朵辨别音高，没有辅助工具。如果调音师真的不小心锉多了一点，声音低了一点，该怎么补救呢？
严格来说，没有补救办法，但是，可以有蒙混过关的办法，那就是把相邻几口钟的音高也相应地调低一点，让相对音高听上去大差不差就可以了。
在出土的编钟实物里边，确实能看出这样的手法，而且绝大多数编钟或多或少都存在音准问题。
所以，遇到魏文侯这样耳音敏锐的听众，真能被听出毛病来。只是经过田子方这样一讲，魏文侯以后只怕听得出也要装成听不出了。
留个思考题，听完这一讲，对于法治和人治，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解，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从跟魏文侯关于音乐的对话，你大概也感觉出来了，田子方是个很会摆谱的人。下一讲我们继续读《资治通鉴》里田子方的故事，看看这位很有风范的高人还能怎么摆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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