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24号，是个值得沉痛深思的日子。
半个多世纪前的今天，在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大地上，发生了一间令人痛心的事：时任“文协”主席老舍先生于午夜时分，自沉太平湖。
臧克家先生的诗是这样说的：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老舍先生的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为什么这样说？老舍先生是那场浩劫里第一个自杀的文人，应该可看作是前一天声势浩大的批斗所产生的立竿见影效果。在当时国内的申明曰其“畏罪自杀”，甚至死后亦不得入土，必以挫骨扬灰这般严苛规定，可见先生早已“罪不可赦”。可又为何对外界“违心”地封锁了先生之死消息长达数年（不过这样前后矛盾的行为在接下来的日子还会陆续不断地上演）。时至今日，深究老舍先生的“罪”究竟为何，自然是毫无立足依据，但是过后的盖棺论定总是那么的毫无意义和多余。
那老舍先生为什么又要自杀呢？如“前朝忠臣”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尚可猜测其为“文化”殉身，为“忠君”殉节。视王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反顾”，可见王些许死得其所。然先生也是方遭事变，义无反顾，唯有一死吗？未必！要说先生之死和王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死前都抽了大量的纸烟。烟对于先生的意义，从其与夫人的谈话中可见一斑，“凡是你看我坐在那里抽烟，你别跟我搭话，我不是跟你闹别扭，是我正在想小说呢”。不知先生拖着伤病之躯，望着千年不变的湖水，寂静深夜里，在缕缕吐出的青烟中，想的又是什么？是小说吗？就算先生之前写尽了世间一切，此后恐怕再也写不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了！
稍有投机分子没准会跳出来指责先生之死是逃避，是懦弱，其证便是十年波澜过后仍有许多幸存下来的文人。果真如此吗？恐怕亦未必。从汪曾祺回忆先生的文章中，可见先生是一个极其爱花之人，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花在养人”；先生又是一个极其爱画之人，藏画颇丰，均为珍品；先生又是一个爱“乐”之人，戏曲、古乐、口技无不兴致勃勃……可见，一向生活简朴的先生，并非是那种苦行僧式的文人，他爱茗茶、爱吃、爱交际，不亦乐乎！他一直以来都以一种开怀而积极的心态，热烈地拥抱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这也许就是先生死前还在研读某人诗集的原因吧！可惜，他没有找寻到，哪怕是一丝让自己妥协的缝隙。他再也看不清这里还是否是他那个致死热爱的北平，这里还是否是他笔下那个沧桑变化的土地，这里还是否是给了他一切文思源泉的国度？先生一生经历了太多，看到的也太多，一天前燃烧的戏服，劈头的毒打，群情激愤的青年，疯狂的社会都不是先生选择自沉的根源。先生知道对待自己这样的“牛鬼蛇神”，这才是一个开始，或许会有结束，但先生等不了那一天的到来了。因为要选择“同流合污”太过于轻易，抑或只要选择“顽强”地坚持下去，“坦白”地写上“罪己书”，这都会是一条现成的“弃暗投明”的路。但是文弱的先生就是有这样的倔脾气，他是绝不会亲历这样的情形，那么他唯有给自己留下一条路了，就是选择真我的死去，而不是违心的苟活。（这里并没有丝毫贬低活下来的那些文人，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妥协。）
这又回到了前文所问的“为什么老舍先生的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问题上来了。如果说某年的十月之后是中华文化精萃的绵延渲染，那么此刻先生的死就是一个彻底的断流。倘若偏要来看看这场伟大“洗礼”后，文化又呈现出个什么模样，就自然相信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了。
话外音：传言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已经投票决定授予老舍先生，主办方几番探听下，却得知先生先已逝世，无奈改颁川端康成。不知可信与否，但以先生之文之人，诺奖却是绝对受得起的。对先生而言，相信得不得奖根本不重要，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你所深爱的中华大地上，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深深悼念你，想必先生亦可含笑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你要么随波逐流，精神已死；你要么逆流搏浪，遍体鳞伤甚至躯体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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