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

（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时光要追溯到上世纪一九九一年。

当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所在的工厂的领头羊章总，眼光前瞻，胆略过人，决定在最前沿经济特区试行注册一家分公司。本来，除了电修，机修，设备部，几个资深有经验的正式男工人，还有经过数月培训完毕的来自山村的三位女外工，娜，如，平。

记得那是九月份的下旬，行政科长亲自到我们的车间，让连我在内的三个女同事从下午开始，到隔壁的一栋楼上班，乍听他话我整个人如坠云里雾里，需知道，自进厂半年，我们一直被安排在产品第一道工序上班 ，今天为什么要调离？

中午在食堂吃饭，才知道，原来培训好准备调往特区的三位女同事，由于拒绝领导安排已被开除出厂，因为当时我们被招工进厂最后一行填写的是“服从分配”，厂有厂规，不服从分配便只能被开除。

我们老总给十几个员工开了个动员短会，决定在国庆后出发，希望大家准备好随身行李。我趁周末回家拿衣服，顺便跟父母说明情况，母亲听了厂里安排态度还好，父亲便如火山爆发，对我将要调往特区反应激烈，声色俱厉：“当初对你说，进电子厂工作没有啥前途，眼睛要睁大点不好就溜，你偏不听，你现在家门口赚几百块钱也就算了，去那么远干啥！鸡们找虫还在窝边呢，随便在小城揾食没有几百块钱？！”

我无奈之下只好对父亲实说，不去就要被厂开除。也许是父亲习惯了我初中毕业就一直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怕我被开除，一时找不到每月准时发工资的工作，于是黙许了我的远行，但他并不看好这份工作，仍然是铁青着脸。

同年国庆节二号，我们一行人在工厂的安排下，坐上了往特区的长途汽车。同行的人员都是工厂里面的姣姣者，只有我们三个女临时工，土生土长的土老冒，有点是临危受命，仓促上阵。

那时的公路状况非常糟糕，大客车在颠簸的公路上摇晃了十二个小时，我们一行人终于抵达目的地，厂里事先帮我们租好的宿舍楼。正副经理二人各一个房间，剩下的工人四人一个房间，我们只有三个女工，便分在同一间，宿舍在5楼，我们房间排3，俗称“503”。

在宿舍安顿好行李，隔天，经理带我们去厂房参观。厂房在工业园区，距离宿舍楼大约一公里。我们一行人在经理的带领下，说说笑笑，来到新厂房。我们的新厂房租在最顶楼，第七层，倘大的厂房，宽敞明亮，生产线正在从小城总厂运过来，有些是旧的，有几条是刚制造的，都是一节一节，还没有联接起来，横七竖八，真的是百废待兴，从零开始。

就这样，每天，对内主管工作的陈副经理，在宿舍楼吃完早餐，便领大家过去厂房干活了。大家到厂房，电修人员与机修人员就商量该怎么先安装一些设备，要隔一些小房间做仓库可以存放总厂运来的半成品产品，我们几个女工就帮忙扫地，捡垃圾，早上十一点钟，副经理就喊大家回去宿舍楼，我们几个女工就帮忙切菜做饭，早上有安排员工去买菜，饭菜做好，每个房间的员工自己来端，特区的九月份，依然热浪滚滚，我们都直接坐地上吃饭，基本上中餐和晚餐都是有鱼有肉，四菜一汤，（当初在家乡被招工进厂，半年一称体重增加三斤，到特区三个月后春节回家，体重增加八斤，在离开特区调往总公司，我的体重接近120斤）。

在特区，除了我们三个女工是土老冒，剩下的同事，他们都是总厂的正式工人。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电工，中等身材，偏瘦，肤白，刘海喜欢梳着前额斜一边，那是以前最流行的发式。他平时话少，举止斯文，主要是管各个工序设备安装的电路系统，我们包括经理在内都喊他“老师傅”。

刻槽工序最开始从总厂调来的是剑文。剑文二十四五岁，身材高挑，常是风衣配牛仔裤，时髦又帅气，他喜欢唱歌，崇拜钟镇涛；他还写得一手好字，笔划自成风格，亦楷亦草，浑然天成。

碰焊工序最早来的是章哥哥，总厂老总的侄子。他高高胖胖，说话滑稽，但心地非常善良。他下班后喜欢喊我们女生去帮他们洗衣服，被单。

联动工序最开始有三条生产线，副经理帮忙老班长安装，调配设备，机修配合电修装电线，各机台机长负责成品的试生产运行。共有二台做功率四分之一产品的设备，一台做二分之一产品的设备，还有一台做六分之一产品的设备。设备初始设定机速每600/一圈。

各工序机器设备调试完毕，进入生产，已是过了一个多月时间。余正经理负责对外一切事务，包括销售，接待客户，与工业园区管理员的接洽等等，副经理负责产品各道工序的生产，质量，工资，人员安排等等。

工作进入正轨。由于工业园区正在逐步完善和开发，周日常常要停电，于是，每个星期天，正副经理都会带我们所有员工出去旅游。我们的工业园区地处二车道深南路（后来重建双向八车道改名叫深南大道），接近华侨城，我们经理就常带我们去闻名遐迩的“民俗村”，“锦绣中华”，“世界之窗”“香蜜湖”，“西丽湖动物园”……旅游之余，不忘留下雅照，还尝了美食。即使如此，每个月尾，看见副经理背着背包，跟我们道别，身影消失在“车公庙工业区”那块牌子后面去福田车站坐车回老家，我们还是会心酸地流下泪，因为那浓浓的乡愁……

随着产品市场的打开，我们分公司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供不应求，员工工作热情更是高涨，人手不够，又向外招工，机器日夜轮转，人员二班倒，产品仍是赶货赶单，后来，在机修师傅们的一次次探讨下，在保证产品质量合格的前提下，把各机台增速生产，并再扩大设备规模，新招的同事来自全国各地，而我们从厂里内调的人员大部分晋升管理层。

水涨船高，我们兢兢业业，为总厂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同时，总厂过渡股份制，成为公司。总公司回报我们的是，在原来全公司人人十三薪的薪酬待遇上，春节再给我们外调人员一份“特区补贴”，而且给的是港币，暖心地让我们去免税店买礼物回老家送亲人朋友（因为当初人民币与港币存在汇率差，在免税店直接用港币更划算，一元人民币才换七毛钱港币）。

春节后，九二年，总公司领导为了让远离家乡的我们排遣寂寞，给我们在宿舍楼购置了“卡拉OK”的设备，在工作之余大家可以唱唱歌，并学学跳舞。当时去外面学跳舞包会学费才30元，我们几个女工也跃跃欲试，怎奈几个老家男同事说：“会跳舞的都不是好女孩”，于是，脸皮薄的我们最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那时候，港台通俗歌曲风靡大陆，街头巷尾都是流行的歌声，所以，年轻的我们，记忆力又好，每天晚上吃饭后，上至经理，下至员工，都到“卡拉OK”房飙歌，或独唱，或对唱，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正经理，几乎所有的红歌都会唱，并且对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也解答得灰谐，比如对于这个“丼”字的解释，就令我们忍俊不禁，我们都称他为“师父”，也就是前辈的意思，其实他四十岁都不到。

有一个晚上，一个员工生病，带班的班长让我替一晚，然后第二天休息。我上的是正常班，八小时，晚上再替班，虽说年轻精力旺盛，也难敌瞌睡虫，凌晨二点，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我精疲力尽，昏昏沉沉，这时，碰巧机器出故障，带班机长在修，我便坐在高凳子眯眼。迷糊中，我听见开关开了，应该是机器修好了，马上反应，停机时肯定有些产品被烘焦，便顺眼瞄瞄，好傢伙，真有一排变色的产品在生产上缓缓前进，按操作规程我是应该拿专用夹子去夹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那么多，一伸手用手指去抓废品。抓完废品，我坐回座椅，又趴在机台外沿，准备眯眼，刚趴下去，看见地上有血，我左看右看，才发现我的中指刚在抓废品时被机器链条尖齿扯伤。这时，带班心急火燎过来，从他的上口袋拿出一包烟，撕开包装，用烟丝泡点工业酒精，敷在我受伤的中指。血已不再流，也不怎么痛，但是机台的机长要求我回宿舍休息，他们自己顶班到天亮。

第二天，我们的正经理来宿舍看我，说要让另一个员工陪我上医院治疗。我推说不用，没事，但经理说，不是我说了算，要上医院医生说才算。就这样，另一个员工陪我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我的中指头那片皮已经翻过来，要缝回去。我还没怎么紧张，那个陪我去的员工比我更紧张，他名字叫“桐”，他说：医生医生，你要给她先消毒，打麻针，做周全点。医生说会的会的，放心。缝针的时候，桐一直牵着我的另一只手，问“疼不疼呀，”我说不疼，缝到一半，桐又央求医生再补一针麻针，他说等下时间不够很疼，医生说一针会够，但经不住桐再三要求只能打。幸亏有补那一针，才能捱到坐车回宿舍楼，回到宿舍楼一小时后，中指缝针处便开始疼痛。

正经理中午下班过来看我，并说不用上班，伤养好了再说，暂时别碰冷水，洗头让女同事帮我洗，衣服让我拿到他或者是副经理的房间用洗衣机洗。

就这样，我成了闲人，其实我能上班的，中指受伤真的是小菜一碟。过了二天，确实无聊，我给主管生产的副经理说我要上班，他还是不肯。我就提出回老家歇几天，他也不肯，他说这里有吃有喝，有人帮你洗头，有洗衣机，再说了，你那伤口还要上医院复查，怕感染，日子到了还要拆线。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正经理同意我回，不过他给我十天假期，来回坐车票据留着，算日子去拆线多少钱拿个单子来报销。那段时间我回到老家，由于我没有说，我的习惯是“报喜不报忧”，家里人不知道内情，还让我帮忙干农活，在家住不到一个星期，我急忙买票回特区，随便在家乡的赤脚医生那放了线，才五块钱，也没让医生开单。那个月，经理给了我整个月的全额工资，还报销了医药费，还另外给了我一点钱买零食压惊。

也许是销售部的精英们在外尽显神通，那时候，特区的“王牌TCL”，“康佳”，“四川长虹”……等，都是我们分公司的客户，记得销售员很多时候就在机台旁边等着，产品最后一道工序从烘干箱出来，尚带着余温，便把流水单放在收发处，产品直接检验，包装，打包，楼下的司机随时随地待命，打包完毕立刻出发。值得庆幸的是，很多电子厂就在特区的新开发区，距离不是很远。据一位比较和蔼的销售员讲，如果他卖出去的产品资金回笼快，对方厂家不拖不欠，他的提成工资加保底工资加奖励每年接近8W，这在九几年，听起来令人咋舌。

正是我们为分公司创造的利润直线上升的原因，分公司的正副经理决定给我们宿舍楼每个房间安装了热水器，洗衣机，这在当时，真的是算得上优厚的待遇，因为我不知道城里人是否已经家家户户用上洗衣机，反正在农村，我们那里还没有达到脱贫，全村近千户，还没有一户用上电器化产品。

我们一般是十号发工资的，如果早上发工资，我吃完午餐就去宿舍楼下的邮政寄钱回家；如果是下午发，就等到第二天。我们包吃包住，发下的工资一分钱不留，全部寄回老家给父母。刚开始，邮局没有规定，寄一笔钱没限制，一二千都可以，一笔钱收五块钱费用，后来，规定不能大额汇款，一笔只能汇五百，一千元要分成二笔，费用十元。农村的女孩子在外打工挣钱寄回家，父母拿来建造房子，整修庭院，置办家具，装点门面，为儿子娶媳妇做准备，毕竟，继承香火是千百年来的封建思想，女儿再好，也是别人家神。

我们分公司除了按总厂发给十三薪酬待遇之外，加上特区补贴，春节还有一笔钱是“员工同乐”，如果在除夕前一天参加总公司的游园活动，还有奖品领，如果在游园最后一个环节抽到奖，还能有个鼓鼓的红包，我算幸运，曾经中过一次“一等奖”，二次“三等奖”，奖金不少。有同事说他上班十几年，一次都没有抽到奖。

第一年是在元月十三启程去特区，所以在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经理吩咐厨师们置办了二桌好菜。后来春节回老家度假，我们分公司都提前回家，过完元宵再回去上班，总公司那时候已拥有自己的大巴车，派司机开大巴车来回接送，相当于多休息了半个月的时间，而工资正常发放。

时光荏苒，外调人员总有一天要回归，有的是因为上有高堂，家有配偶孩子，有的是因为年龄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于是，数年后，大家陆续回到总公司，而分公司新一代的接班人也承前启后，勤勤恳恳，把公司做得更大，把产品做得更精，而且，以原产品的经济力支撑，不断尝试新产品，涉猎到更多领域，步入更先进科技创新行列，直至今天分公司的旧址25年租期到，已迁往光明新区，新址堪称是特区高新科技园区。

在特区生活数年，是我人生旅途最有意义的一段路，在那里，跟优秀的人一起，学习了前辈的优点；在那里，领导出资带我们游玩尽鹏城的各个景点，令我们大开眼界，尽饱眼福；在那里，跟五湖四海的人打交道，懂得了有容乃大，有如特区的时代精神，虽然没有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但至少，见识了更大的天，更宽的地，更丰富的生活，工作所得丰厚的薪酬也让员工自家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变。

岁月悠悠，思忆深深，期待有天重游旧地，再去看看，看看车公庙工业园区，那个让我度过人生最美好最灿烂时光的宝地，福地，如今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毕竟，特区的面貌是“一日千里”，不似老家小城“数十年如一日”，如果人生再来一遍，我仍然毫不犹豫，选择奔赴你，选择热爱你，认同你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感动你的“来了就是一家人”的接纳胸怀，更时刻自律着，因为你那“一个人就是一张城市 的名片”，站在你那片土地上，我不敢偷懒，不敢矫情，不敢落后，不敢散漫，更不敢知足，无时无刻，都需要约束反省自己，言谈举止，所做所为，有时候，我会想起著名诗人的句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沧海桑田变幻，唯独我心依旧，怀念青春，钟情热土，在心里留个空间，满储一段难忘过往，任思忆在夜静更阑泛滥，任衷曲在九曲回肠发酵，最后，时光的银杯盛的是友谊的美酒，故事飘香，旧识若回品，皆为性情中人，重义之辈。

拓荒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