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出现了四大中兴名臣,一度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在这四大中兴名臣中,左宗棠太狂,常以诸葛亮自比;李鸿章太圆滑,左右逢源,步步高升;张之洞太自爱,写得一手好文章,事事顾全自己的名声;曾国藩近似圣贤。后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但是这样近似圣贤的一个人,在他的前半生却更像一个“庸人”。
曾国藩和他同朝为官的左宗棠时常讥讽曾国藩“欠才略”,他的学生李鸿章也曾直言不讳的说他“儒缓”,意思就是说他做事反应太慢,梁启超评价他说:“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的天资在和他同档次的大臣、豪杰之中,的确算不上拔尖,甚至是有些平庸的。关于曾国藩的“愚笨”,我们都听过“梁上君子怒骂曾国藩”的故事。
小时候曾国藩在屋里背书,恰好屋里有个“梁上君子”想趁着曾国藩背完书休息后偷点值钱的东西,但未曾想到曾国藩这一篇文章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也背不下来。这位小偷忍无可忍,跳下来大骂:“这种笨脑壳,还读什么书!”骂完将曾国藩所读的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这个故事虽然是笑谈,做不得真,但曾国藩的天资不出色却是真的,但他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完人”,不是因为他的天资,而是因为他的努力和进取。
曾国藩的天资不出色仿佛遗传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曾麟书就考了17此秀才才勉强考中。曾国藩也差不多,前后考了七次,到了21岁才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考中秀才,23岁中举,27岁殿试,位列三甲42名,这个成绩实在称不上出色,13中秀才,15中举人的张之洞相比了,就是和他后来的学生李鸿章相比也是远远不如。
李鸿章28岁当官的曾国藩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北京的头两年每日赴宴,日日玩乐。日子久了,就滋生了很多不好的情绪,不但傲慢无礼,多次和同乡、同事发生争执,一言不合,便恶语相向,而且变得虚伪,圆滑。
在30岁时,曾国藩意识到如果自己再这样混下去,自己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从而立之年,曾国藩迅速地从之前的状态抽身而出,为自己制定了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计划。没有任何的投机取巧,用最笨也是最扎实的办法一点点提高。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到道光二十九年,十年时间,稳步高升,十年七迁,连升十级。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曾国藩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头,太平天国成就了曾国藩。
曾国藩书法咸丰元年,洪秀全在广西起事,并迅速席卷半个中国,满朝文武束手无策。
第二年,在家丁忧的曾国藩接到了组建民兵的命令,开始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曾国藩打仗毫无奇兵,从来都不主动出击,在攻城是用的也是最笨的方法:不停的挖壕沟,一点点逼近城池,围城之战通常要持续数月甚至一年、数年之久。曾国藩用最朴实的方法完成了常人无法解决的难题,所谓“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就凭借这最笨拙的方法,曾国藩平定了整个天下的聪明人都束手无策的太平军。
平定一项农民起义并不值得我们如此铭记他,曾国藩的为人处事之道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在平定叛乱后,曾国藩手里掌握着最骁勇善战的湘军,天下能征善战之兵十之七八都直接或间接出于他的训练,但在这种手握重兵的情况下,曾国藩迅速抽身。
儒家最高理想讲究的是“修齐治平”,曾国藩难得在这四项上都几乎完美。修身,曾国藩每天都会反省自己的错误,几乎将自己变成了圣人;齐家,曾国藩一生多半时间都在外征战,但也没有忘记家庭教育,曾国藩不光自己功成名就,自己的兄弟、子孙都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治国,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平天下,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挽救清王朝于危难间。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只要我们也能把自己当成“庸人”,下的了那些笨功夫,可惜的是,世上的聪明人太多,“笨人”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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