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来的供给侧改革

作者: 六鹢退飞乱翻书 | 来源:发表于2018-01-24 20:26 被阅读0次

            首先得声明,我大唐没有“供给侧改革”这个词,就像大宋没有足球一样,但没这词不等于没这码事,至少不妨碍某个街头小混混把“鞠”盘带得惊天地泣鬼神,最后白鱼化龙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大人物——我说的不是齐达内,而是高太尉!!!既然某宝都能号称自己“助力”了供给侧改革,那我大唐经济上的一些亮点当然可以归结于供给侧上的变化。

        先看前情提要:

        公元780年,大唐面临着建国以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过去赖以安身立命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完全崩溃,按现在话说叫做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迫切需要转型调结构;

          而政府可控制的人口却由天宝时期的近900万户,锐减至100多万户。第一产业基本破产(农户“十不存一”)。当时没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农业破产的后果是政府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国家财政收入王小二过年;

    用钱的地方却不少,

          首先是,中央官吏数量从贞观年间的文武定员六百四十二人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

          其次是国内大环境闹心,政府直接控制的户口少了,税收总目标又不能减,只能加重企业负担(不对,是加重民户负担),加税谁也不乐意,闹事的越来越多;

        各地的节度使还火上浇油,动辄截留中央税款、自行任命官吏,这都算客气的,动不动还会跳出一两个刺头儿要独立;

          周边国际环境也不轻松,空顶了天可汗的虚名,对吐蕃、对南诏几乎每战必败,成绩和国足有一拚。

    ……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哪个支点能撬动大唐的危机呢?

            山穷水尽时反而更容易凝结改革共识。

            公元780 年,建中元年正月,唐德宗李适(音括,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刚上台就下令全国实施“两税法”。

            两税法的核心就是一个字,钱。也即征税可以交钱。这里要解释一下,从春秋“初税亩”后直到大唐“租庸调”,熊猫国政府征税基本上以实物为主劳役为辅。所以“税”字从禾,而不是从“贝”。两税法则改成可以交东西,另外服劳役也改成交钱代替。

          莎士比亚曰过:钱——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灵魂!!(错了,应该是,人)

          改革第一年,政府税收3000多万贯,他爹代宗皇帝收了十四年税,最多一年收的也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儿。

          收上来的税多了,老百姓闹事的反而少了。

          因为老百姓的钱也多了。

        两税法允许交钱纳税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放松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原来租庸调制下,每个男丁每年要向国家纳粟二石,也就是现在我们当杂粮吃的小米。我交大米行吗,不行,先换小米去,交点茶叶行吗,也不行。此外每丁还要缴纳绢(绫)二丈以及绵三两,每年还要服徭役20 天,闰月再加2 天吧。管得太细,管得太死,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每家的生产都差不多,种小米栽桑树养蚕宝宝,最后缫丝织锦服劳役。

          两税法下,不用交实物可以只交钱,大家经营的自主性就大大增加,爱种什么种什么,什么来钱干什么。结果就是我大唐臣民人尽其才各显其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郭橐驼这样的驼背靠种树发财

          张通靠卖粥致富

          裴明礼靠收垃圾积累家财万贯(注意德宗建中元年全国税收才3000万贯)

        一个叫罗会的人,堪称最早的TFBOY,居然靠掏粪成了长安巨富。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已经”赢得整个世界。

          其次,两税法以后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之前你就想去吧,一家既要种小米,还要种桑树然后摘桑叶养蚕制丝再做成绢,恩,每年还有二十天的无偿劳动等着你。更要命的是,这还不是全部,均田制下兵农合一,每年你还要自备粮食和兵器去守卫边疆或者保护皇宫(番上),等打仗了,你还要自备粮食和武器准备上前线。

            嗯?你还想打个DOTA,拜托,大哥,睁开眼看看你有时间吗?

          两税后,“交够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之前固化在田亩上的劳动力在大唐通宝的刺激下,纷纷向其他行业转移。

          长安、洛阳、广州等地出现了以种花为业的花农。“一丛深色花 十户中人赋”诗人光看到田舍翁摇头叹息,怎么看不到花农致富了呢?

          养殖业也获得快速发展,江南好多地方不光种水稻有比较优势,发展养鱼业条件也得天独厚,四大家鱼都出现在唐代并不是偶然的。

        当然也有异类创业,比如专好对付“黑质而白章”的那位。

          第一产业外,第二产业也开始兴起。唐后期的造纸业极为发达,益州麻纸、浙东藤纸、韶州竹笺等等(环境污染是另一个问题)。

          纺织业、制茶业、矿业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行业开始兴起;城市出现专门的劳动人才市场“佣作坊”,雇佣劳动关系大量出现;各行业繁荣反过来又促进商品流通,农民们忙时下田,闲时从商,渐渐发展到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元稹《估客乐》);

          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

          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三大生产要素,自然资源给定,劳动力从租庸调制下解放后,与资本结合配置在效率高的部门上,迅速提高产值,而带来的高额回报吸引来更多的资本更多的劳动力,到达瓶颈后,面对边际收益递减的压力,资本又继续压迫技术进步,把收益曲线再向右推。

          鸡生蛋,蛋生鸡。 大的改革往往切口很小,一点突破,满盘皆活。(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次开始时也只做了一点突破,就是承认多劳多得)

    总结 

    一、供给侧改革不靠喊,扯破了嗓子都没有用,关键是少管。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错装在市场上的手要卸下来,市场自己会找准供给方向,取消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补贴,大家根据资源禀赋选取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家都觉得日本的马桶和电饭锅好。于是一提供给侧改革就是我们也要造智能马桶,可问题是日本的比较优势就是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而你的比较优势呢?

    二、要放开对生产要素的制约。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者中,人的因素最关键,劳动力资源不能自由配置,啥产业也新兴不了。人是财富不是负担,大城市别动不动惦记着往外挤人。真跟我大靺鞨似的,人口每年负增长,你供给啥都没用。

          最后一段对鹅们说,别一提改革,就惦记着减税。不是减税,不是减税,不是减税。要紧的话说三遍!两税法下,大唐臣民纳税人口增多,平均税负还上浮了4.3%(钱贵物贱造成的变相税负增加还不算)。改革自上而下,要达成帕累托最优,不能光鹅们满意,也得拔鹅毛的人满意,所以要减税也是结构性减税。而问题也不在于自己交多少税,而在于能不能在税收结构的调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你懂的。

          最后复习一遍,伟大的两税法: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14 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废支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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