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琐忆

    说起读书，自然想起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

    入学伊始，领了书，在床上铺开看。除课本外，赫然发现一本学校图书馆和中文系合编的《中文系学生阅读书目提要》。辅导员老师说这是进入文学殿堂的金钥匙。开学后，陆陆续续接触到各科老师，一节大课（一般是上午八点到十点）讲毕，老师经常向我们推荐工具书或课外读物，并将书名、作者、出版社写在黑板上。记得最清晰的是袁玉琴老师，她讲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提到所谓“现代文学九大家”（鲁郭茅，巴老曹，赵丁周），说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是必读篇目。与文学史相关，胡显银老师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除课上重点讲解外，同样热情地为同学推荐图书。下午没课或周末闲暇，我就照老师说的，按“人”索“书”，尽可能地广泛涉猎现代作家作品。这个阶段读过的大致有《鲁迅选集》、《郭沫若研究》、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从而初步完成了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体会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培养了良好的读书习惯。

    到了大二，开始进入专业课学习，不仅下午有课，而且经常晚上还有讲座，读课外书的时间明显就少了。有一次，学生会卖“外国名著电影展映”的“套票”，我和很多同学都争相购买，然后呼朋引伴地集体观影，一晚连看两至三部，凌晨步行回校，充满新奇和快乐。那时看过的电影至今历历在目：《脖子上的安娜》、《王子复仇记》、《巴黎圣母院》、《雾都孤儿》、《简爱》、《汤姆叔叔的小屋》《百万英镑》《苔丝》《基督山伯爵》、《蝴蝶梦》、《牛虻》、《奥賽罗》《白痴》《欧也尼葛郎台》《悲惨世界》、《疯狂的贵族》、《上尉的女儿》、《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等。看了电影觉得好，事后就想方设法找原著来加以对比印证。这样，利用寒暑假便接触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如今反思一下当时的情况，没有名著电影展的做法，就形成不了集体观影的现象；没有集体观影的热潮，外国名著进入大学生的视野尚有待时日。所以，文化的发展繁荣需要创意创新，需要多措并举，更需要科学合理的加以选择受众群体。

  读书的黄金时代在大三。当时，图书馆面向全校招聘义务管理员，我与十几个同学入选。每晚和周末，分别在文科阅览室和书库值班，负责文学期刊和图书的借阅管理。平时，帮老师抄写卡片，整理书目。周末，帮老师搬书，理书，大量的新旧书刊经手周转，我得以近水楼台，先睹为快。比如李则厚《美的历程》，张洁《沉重的翅膀》，刘心武《钟鼓楼》，柯云路《新星》等书，比如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史铁生《毒药》，刘索拉《蓝天绿海》，谌容《人到中年》，琼瑶的《在水一方》，阿城《孩子王》，戴厚英《人啊，人》等作品，都是那时读的。这一时期，我由老师推荐的被动读书阶段开始向开放多元的主动读书转变。随着阅读质和量的不断累积，个人的读书能力，文化素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八十年代的高校，学术氛围浓厚，学校宣传栏里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报，我和宿舍同学穿行于校内外各处，海量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营养。先后听过《佛教与中国文化》、《论红楼梦的模糊体验》、《从方法年到观念年》等学术报告，有幸见到张光年（光未然）、刘宾雁、徐中玉、陆文夫等作家、学者。他们的学识和风采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名师名家的言传身教，将自身学术的研究精华奉献于后辈学子。为人师表，薪火相传，使得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勇敢前行。这种精神弥足珍贵，值得珍惜。

    八十年代也是文学期刊的鼎盛期。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杂志就是甘肃创办的《读者文摘》，所选文章风格隽永，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五角丛书，以全方位态势和文化快餐形式，为人们打开了解大千世界的窗口。多次获得全国畅销图书奖；我曾订阅过一份《辽宁青年》杂志，它坚持”离青年近些再近些”的办刊宗旨，刊物最高期发行量达240万册，创造了全国青年刊物的一个奇迹。这些典型的快餐文化，成为我读书生活的有益补充，让我的生活从黑白走到多彩。

    八十年代，很多老师住在校内，也有老师住在离学校不远处的教师公寓。师生之间交流频繁。记得写作课老师带我们去采石矶春游，古代文学课老师带我们去朝天宫看昆曲《牡丹亭》，这些教学相长的经历与个体的读书生活相得益彰，起到异曲同工、潜移默化的良好作用，至今想来，倍感温暖，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