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父亲从天津买来的。那是个冬天的傍晚，风呼呼地刮着，吹打着屋门啪啪直响。我正在炕上窗台写字，忽然听见一阵歌声传来。隔着窗玻璃，我看见父亲推着车已经进了院子，支好车，进了屋。那歌声是从他提包里面的一台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那首歌我现在还记得叫《洪湖水，浪打浪》，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里的曲子。
收音机的外观真好看，蓝白色相间，红色的指针，黑色的旋纽，让我爱不释手。一放了学，我就抱着它不放。爱听的节目有评书，相声，诗文朗诵，还有电影和广播剧。我觉得我后来喜欢文学，上大学学中文，现在教中文，最早最好的老师就是这台收音机。它给予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我听的最早也最上瘾的是一部长篇小说连播，小说名字叫《万山红遍》，播讲者是金乃谦。我觉得金老师的声音实在是太富有魅力了。吃饭的时候听，连饭都吃得香。半个小时总嫌过得太快，于是就盼着下一次早点到来。
这以后借助收音机，我收听到的还有《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国演义》《岳飞传》《暴风骤雨》《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岩》《三家巷》《红旗谱》等很多名著。同时，记住了袁阔成、关山、刘兰芳、刘青、李默然等一批名家。觉得他们的声音真是很美妙，很让人入迷。
听小说真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特别是经过名家的朗诵和艺术处理就更是觉得好。比如那时我就觉得《红旗谱》里描写的河北农村风景说的仿佛就跟我们村一样：“日头落了，夕阳的红光映在她的身上，映着千里堤，映着千里堤上的大杨树。杨树上一大群老鸦，似有千千万万，来回上下左右飞舞，越飞越多，呱呱地叫个不停―――”在名家的引导下，渐渐喜欢上林道静，江涛，白茹，许云峰。我觉得他们就像在我眼前一样真切可感。听袁阔成先生的评书，有一段“诸葛亮舌战群儒”，让艺术家演义得简直淋漓尽致。特别是鲁肃夹在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那种窘态和可爱真是让听书的人常常发出会心的笑。
在酷热难挨的盛夏，几个童年伙伴围成一圈儿，守着一台收音机听评书，街道上晒着的青草发出阵阵香味，偶尔有一只土狗懒懒地走过，伏在胡同的阴凉里伸出舌头喘气——这个场景伴随着收音机的记忆永存于记忆深处。
除了听评书，我还收听配上音乐的一些诗文朗诵，比如高尔基的《海燕》，孙犁的《荷花淀》，茹志鹃的《百荷花》，莫泊桑的《项链》等等。因为朗诵得好，还有背景音乐，加上我自己对故事的想象，所以记得很牢，至今不忘。我现在有时还从电视里见到那个朗诵《海燕》的张家声。
直到上大学，听收音机的习惯还保留着，那时每天中午听的就是傅成励的“午间半小时”，声音好，内容也好，百听不厌。还听过的是小说《围城》，对钱钟书的兴趣就由此而来。当时心想：怎么咱中国还有这么好玩的人，讽刺入木三分，但又不露痕迹，真是绝了。
后来，有了录音机，人们的兴趣就转到了听港台歌曲，转到跳交谊舞；再后来，电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彩，收音机就很少有人听了。以至于后来连父亲也不爱听收音机了，唠叨着：“不是广告就是卖药，不是推销就是挂号，没什么听的，还是看电视吧。”连我父亲这辈人都不爱听了，何况我们呢。现在收音机还是有卖的，但已经很少，因为少有问津。
收音机就这么快地退出人们的生活了，但它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却永远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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