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统一基础的经济学是目前的需要
上面提到，人们对某个研究领域内多种理论并存的局面具备着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基本上是同一层次的取舍，没有多大的发展。第二种是综合。第三种是发展。后两种情况明显地是理论的进步。特别是第三种情况，能够使认识向更深层次发展，所以对理论的进步作用尤大。
在经济科学中，目前，较有实力的几种理论体系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学说，以及目前盛极一时的理性预期学派理论。
以第一种态度对待这几种经济理论，则可以发现现有的每一个自我完备的理论体系都不能涵盖所有的现象，即许多经济现象仍处在理论的盲点上。
比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主张供给自行创造需要，生产与消费自动和谐。由此推得由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出现的。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实质是阐述消费不足导致经济萧条的经济学，它能在相当大的满意度上阐述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与现象。但是仍有三点不足：一是，它无法解释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依他的理论，在自由市场经济之中，意即政府不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时，经济的运行状态应该是始终粘附在消费不足的状态上。但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如同车轮，碾历整个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始终。二是，它是一种宏观经济学，但是，总得不到一个像模像样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支撑。没有绿叶的红花，怎么看都不相配。不由块砖片瓦垒起的宏伟大厦，总觉得不可思议。三是，它无法解释现在的“新质”——宏观经济滞胀现象。这是由凯恩斯倡导财政赤字和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后，伴随着通货膨胀出现的不可理喻的经济停滞。
弗里德曼的货币学说，认为经济危机的起源是一种货币数量现象，“货币数量是第一位的”，政府只要调控好货币的供应量，则就可避免经济危机。那么，政府的货币管理就那么有效吗？
理性预期学派是一种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派。他们认为，平头百姓对于信息的充分知晓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的充分掌握，就能使得政府的任何宏观调控措施归于失效，从而，经济的供给自行创造出经济的供给。他们也就回到了一般均衡论和局部均衡。但是，无政府调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总是产生的痛苦痉挛又从何而来？
总之，分析解剖以上理论体系，总是会发现一些现存的经济现象不能划归上述自我完备理论体系管辖，处在理论的盲点上。
以第二种态度对待这几种经济理论，想对之综合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却又发现这样的理论体系不具备无矛盾性。比如，萨缪尔森曾经对于瓦尔拉斯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均衡论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综合——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具有极大的信心。他认为，用政府行为调节宏观经济，保证充分就业同时又达到物价稳定，从而给出一个微观经济所要求的理想和谐环境，发挥市场自动配置调节的高效能。但是，“停滞膨胀”——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实显然违背了两者不能同时并存的理论预言，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以第三种态度对待这几种经济学理论现在是一条必由之路。经济学家必须持第三种态度，以跨入新理论的门槛。
从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研究经济理论的方法，越来越从经验事实的归纳向着抽象逻辑演绎方向发展。在亚当·斯密之前，对于经济的研究还说不上有着较为系统的理论，仅仅从一些事实现象中归纳出一些结论。而在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抽象演绎的分析方法和经验归纳的综合方法是并行不悖的。根据Ｒ.巴克豪斯的看法，《国富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理论与丰富的经验材料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斯密所使用的经济分析方法是一种同经验观察交错并存的“短链”演绎方法。而斯密之后，由李嘉图、西尼尔和穆勒等人确立了抽象的纯演绎的论证方法，或者说，这是一种“长链”的纯演绎研究方法。正是运用了这种方法，时至今日，我们见到的理论已是从一些非常基本，而且非常抽象的假设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演绎，将林林总总的理论要素和经验事实总括成一个相当严密的经济学体系。
这种以纯演绎方法建立的经济学体系，我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可以发现，在由瓦尔拉斯与马歇尔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可以看见，在由凯恩斯建立的宏观经济理论中也可以找到。
但是，仔细地分析上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演绎的起点均不同。换句话说，这三艘宏伟经济学大船分别系于不同的“系缆石”上。三条理论“长链”分别地系在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人的关于经济的三种基本心理倾向（消费倾向、持币灵活偏好和资本投资收益未来预期）这三个“系缆石”上。
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应该有着一个统一的解释。而三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由着三个不同的“系缆石”为发端，系着不同“长链”，圈围和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对其“共有”的部分，三者不能获得统一的看法，这说明，这三个理论体系之中有着互悖的部分；而该三条“长链”的“势力”范围又分别有着它们自己的盲点，这又说明三个理论体系的不完备性。
因此，统一的客观世界所要求的理论体系，需要从一个“系缆石”出发，用一条“长链”，不仅无矛盾地圈围起原来的三个理论体系范围，而且，还要把原先无所归属的“飞地”，也纳入该理论的“势力”范围之内。这就要求创新的理论体系以尽可能少的公理作为整个体系的起点，使得理论体系达到爱因斯坦所要求的以尽可能少的逻辑起点的“简单性”，而且理论体系在逻辑上首尾一贯，具有更大的广度、更深的深度和更宽的包容度。
所以，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寻找统一的“系缆石”，使得由此为发端的逻辑“长链”，不仅使得该经济学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要首尾一贯地、全面地、圆满地解释目前经济现象界发生着的各种运动。
依“哥德尔”模板，我们不能同意有一个理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释经济现象的想法。依“欧几里德”模板，我们又不能放弃用一个理论来统一经济现象的想法。“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又不得不兼得。这两个“先天”理论模板间的内在矛盾自然而然地形成张力，可以且必然推动经济理论一步又一步地向前发展。
在我们起航阶段，明白和理解这一对矛盾极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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