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盛夏,某日。
我在鹤镇坐上襄樊开往湛江方向去的火车。近午,我在椹城火车站下车后,直奔装卸公司宿舍,去找回城作搬运工的知青彭。
彭恰好卸完一车煤归来,站在宿舍门口掏钥匙。彭身材高大,武武帝帝。平日脸色红润,宛如关公。
而我看见他时,他披着用麻包制作的披风,头上是尖尖的帽顶,宛如庙宇屋脊上突出的标志。
他浑身上下都是墨黑的煤粉,从后面看去,宛若一个披麻戴孝者。
我唤了一声:彭!
他挺直腰杆,转过身来,对我笑笑。天哪,哎哟哟,他除了牙白,那双大眼未被煤粉蒙蔽,满脸尽黑。要是在淡淡的月光下,乍一见他这个样子,我非被吓破胆不可。
他开了门,让我进屋,说:你先坐,我去运河洗净身,回来煲饭同你吃。
他拿上换洗衣服和毛巾,出去了。我打量了一下屋里,便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涌上心头,还堵得慌。
一个下乡七年多的知青,回城依然做苦力姑且不论,这是城里人住的地方吗?一间不足8平米的砖瓦平房,低矮阴喑,靠墙放了一张油加利木的双人床,已无处转身。他却日复一日地在此吃饭,栖息。
我实在无心在此待下去,走出门口呼吸新鲜空气。待他洗澡归来,帮我去他熟悉的铁路工人家,为我取回寄存的单车,无论他怎么挽留,我还是急勿匆地踩上单车走了。
我这辆单车,构架已残旧,早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了。是我那下乡在晨光农场的二哥,靠他每月的23元农工工资,俭来省去,为我买的不知经过多少手的货。
我自1968年12月23日下乡到丰村插队,往来于故乡鹤镇和丰村之间,不知多少回。
往年没有单车时,先从鹤镇坐火车到椹城。那时交通极不方便。下了火车,即步行几公里到汽车站,得经过好几片乱坟岗。那胆小的,恐怕就那样无端端的倒在乱坟堆中,与那先去天堂者作伴了。
到了汽车站,十次都有八次坐不上班车回临近丰村的岭北或广丰。唯一的办法,就是沿着柏油公路步行。70里的行程,一路行,一路歇,起码得费上8小时。
那时候,是供销社的天下。也只有生产大队所在地的大村庄,才有供销社的一间小店。你革命有功也好,根正苗红也罢,是端不敢在路边,或十字路口人多的地方,开间小店做生意的。
70里的行程,又饥又渴,几多艰辛!我可敬可爱可亲的读者:凭着你的生活经验,完全可以想象那种情景。
我踩着单车,一边想,一边不觉到了椹城往雷州方向去的路口。双目环顾之间,蓦然看见一个茂名的女知青,提着东西往岭北方向走。
盛夏的酷阳,烤得柏油路腾起一股股青烟。她那的确凉布的衬衫,背面有了明显的汗渍。她额上,颈脖,香汗津津,一脸的无奈。
她一见我,即扬手招呼,顿时绽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是那样的自然,亲切。看她脸面有点熟,可叫不出她的名字。她却直呼我的姓名。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
她笑道:你眼角高,不认识我这小女子啫,岭北哪个知青不认识你?大会小会你先发言,讲得头头是道。青年突击队会战,农田建设,修水利,你在指挥部写稿,就你会吹,名声在外,认识你,奇怪么?我们还常谈起你呢。只是南北相距,没交往罢了。你记住了,我叫袁敏!
她看了看我,一双大眼如龙眼核似的,乌溜溜,瞪得浑圆。微微一笑:怎么,你回家下来,什么都没带?
我说,我从来都是往家里送东西,不会从家里带东西下来。
她从肩上解下行军壶,递给我,说:那你喝水。
我照喝不误,咕噜噜就是几口。
她又笑了。嗔道:瞧你,慢点喝,行不?是你的,始终是你的。这路上又没人跟你抢。
我觉得她挺温柔,挺大方的,好象话里还有话。听她这么一说,不为怜香惜玉,不为同是知青,不说都是天涯沦落人,就为那几口茶水,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我也该载她上路。
于是,我载上她,悠哉悠哉,一路听她柔柔地诉说她和茂名知青的故事。其音婉转,柔声细语,如唱歌似的,虽无梁好绕,也听得开心。
有这样的女子陪我一路同行,虽无牵手,她还侧身横坐,总是愉快的事情。你盛夏骄阳,如炭烧烤,路上冒烟,又与我何关?
胡思乱想,文思泉涌间,不觉就到了她插队的西塘。
待她下了车,我调转车头,就要走。
她急了,扔下东西,哐的一声,全然不顾,一把拉住单车后架。
她道:怎么?你瞧不起人是吧?
我说,哪里?我得赶回去下午出工呀!
她说:我管你出不出工!都送到门口了,我总得让你吃饱喝足。要不,我就大不近情理了!
我正踌躇间,几个男女知青恰好收工归来。她一声招呼,他们一拥而上,将我的单车推到树下锁了,又将我拥进男生宿舍。
一个斯斯文文的男生,给我倒了一杯开水,陪我说话,其余知青忙着做饭。
男生说,他叫景文。在西塘插队的8个知青,一个已应征入伍,一个调南油,挖沟铺管。现在6人,2男4女。
喝过开水,和他坐了一会,我说到外面走走。他便陪我出去。这村子不大,从房屋看,也就廿余户人家。
景文说,19户,包括知青103人。我说你真细心,怎如此清楚?他笑笑,说:我是记工员,按人口分粮,当然得记清。
走到屋后,见一青年倒提一田鸭,匆匆过来。景文问:高佬,加菜呀?
那青年笑笑道:袁敏说来的都是客,加菜才象样。我去鸭寮称了一只鸭。他边说边走,还不忘招呼我:朋友你先走走,做好饭我叫你们。我还未回应,他已闪入知青屋。
景文说,高佬叫苏茂,身高1.83米,茂一中的篮球队长,是有名的投篮手,一投一个准。兄弟队最惧他。高三选专业,他想考体育学院,文革一来,顿成泡影,象我们一样修地球。
袁敏呢?我好奇地问。
袁敏的父母都是茂一中高中老师。有良好的家教,无论是学业、素质、为人处事,都是我们同学的皎皎者。还不是一样修地球?
景文轻轻叹了一口气。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觉得他这一声叹息,与他的年纪,很不相称。谁知他竟说道:我们这一代人,生不逢时。远离亲人,人在他乡,挣工分领口粮的日子,还不知要熬到哪年哪月哦?
我默然,无言以对。
他似乎有点激动了,高声道:自古以来,父母兄长,或为人师表者,都教后辈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哪有教唆青少年与父母划清界线,殴打老师校长,同学互殴,动刀举枪,势不两立,互相残杀,烧书,罢课的道理?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他真的是激动了,竟不能自控,越发大声起来:自古以来,只有作奸犯科者,才发配充军。我们这一代青年,究竟犯了哪条宪法?象甩包袱似的,将我们从城市甩到乡下!要说我们少年懵懂,在文革中做了些错事,也是被那些权欲熏心,自诩为“最革命”的伪君子煽动起来的。难道不是吗?
他的话吓了我一跳!在我们湛江知青中,我从未听谁说过这么大胆的话。但我又不得不佩服他的胆识,勇气,耿直,思考问题如此深刻,敢想敢说,说的又是当时社会很真实的一面。看来,他是认真研究过文史哲的,不象我这么偏狭,只注重为人生的文学。
我虽然也在乡村寂寞的日子里,晨鸡昏晓,或午夜梦回,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却被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种种政治运动,稍一不慎即被无限上纲上线,吓破了胆。有很多残酷的社会现象和血腥的记录,足以让善良而胆怯,生性懦弱的我噤声,在相当长的日子里缄默无语。
想至此,我对出生于1953年,比我年轻3岁的景文,真的是挺佩服的。我这佩服虽不至于五体投地,但心里毕竟在想:这种年轻人,确实值得引以为友。
我正这样漫想着,传来高佬唤我们吃饭的声音。
无桌无凳。榕树下已清扫干净,摆了些刚折下来的枝叶摆在地上,饭菜就置于其上。
周围长满艾草,香茅,香樟,散发出阵阵馨香。时有斑鸠鸣唱,一种青色的小鸟,在枝枒间跳跃,吱吱地唱着它细柔而欢快的歌。
袁敏递给我一张用3块长短不一的小木板钉成的矮凳子。景文将他的饭盆羹匙让给了我,他却以煲盖盛饭,竹枝作筯。
袁敏先给我盛鸭血韭菜汤。我慢慢的喝着。我刚将汤喝了,她立即给我盛饭,夹两块鸭腿肉压在上面。
他们几个,则或蹲或站,各自捧着饭吃。那情景,宛如兄弟姐妹在家中一起吃饭一般,各取所需,不争不抢,气氛祥和,平平静静,并无过多的言语和客气。
韭菜汤,白切鸭,加上袁敏刚从家里带来的豆豉酱肉,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简单!那时,大家却吃得津津有味。
我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尽心招待我,他们平时是决无此好菜的。就连袁敏带来的那瓶酱肉,他们也要你一匙,我一匙,分吃好多天。这种生活我经历得多了,那种缺油少盐的寡淡日子,凡是知青都熬过很多年。
饭后,收拾好碗筷瓢盆,我们七个知青,三男四女,就坐在榕树下歇息,海侃,一个个说着我们知青的事情。
当传来生产队长粗犷的声音,呼唤社员出工时,他们一起将我送到村口,看我骑上了单车,才转身回去。
事隔多年,由于生活环境的制约,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去向,各自的生活境况如何,但我始终坚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们的生活必定愈来愈美好。
人生路上,那天的偶遇与相聚,我那些知青朋友,一直让我牵挂到如今。
(紅土路•雁韧摄)人生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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