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苏轼《晁错论》
（一）
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他之所以名扬天下，主要源于两部书——《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托氏晚年还留下了一本不错的回忆录。
此书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其中有他对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分析，有对当时法国政治人物的评价，也有关于自己从政经历的叙述。作为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分析无疑为后人审视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
托氏谈到，大革命之后，农民大都获得了小块的土地，人民解除了残余的中世纪封建义务，劳动力与资本同时获得了解放。产业革命和新技术的运用使得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述，革命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破产。托克维尔改变了这一既定认知。不仅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二十世纪初的墨西哥，中国，土耳其都是在经济繁荣的时候爆发了革命。
但是，产业革命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迁。
在巴黎等大城市，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造就了集中的工人群体。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贫穷的工人同时生活在急速变化的城市中。财富的喷涌与积聚，贫富悬殊的加剧，使得贫民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
而源自十八世纪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则令贫民相信，私有产权是当前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所在，资产阶级的财富来自对穷人的偷窃。工人的不满开始暗流涌动，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强大力量，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在此情况下，政权必然要面对来自社会的改革呼声。当时法国的情形是，虽有议会，但政权一直由议会中听命于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少数派所把持。一七八三年革命后，资产阶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得一切政治权力、好处都统统落在资产阶级的狭小圈子里。
这些人占据了所有的官职，不论是旧贵族，还是人民都被排除出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几乎全靠国库生活，并对政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本来应当展现社会利益变动，把源自人民的社会的创生性因素纳入政治生活领域的议会，此时幻化为高度同质的、从未激烈争论、也从未有政党参战的一片和谐的世界。
本应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沦为了无人尊重的橡皮图章。出于对集会可能引起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当权派严禁举行正当的集会。反对派只能以举办宴会的形式，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当社会中真实存在、不断翻腾着的各种政治观点、立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政治激情不能在议会、在国家的法律框架之内获得生存空间和舞台的时候，那么它就必然走上街头。
事实证明，法国的问题正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愚蠢、自私和贪婪，结果致使原本可以在体制内得到合理的协调和解决的问题公开化，最终酿成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恶果。
（二）
面对国内的政治形势，法王路易·菲利普认为，只要不专横跋扈，完善国家机器，并严格按照既定的法律运作它，尊重法制，尊重一八一四年宪章所确立的权利，“就可以偏离宪法的精神而不修改它的条文，把革命的热情慢慢地溺死于物质享乐的爱好中”，如此就能做到天下太平、王位永固。但这只是菲利浦一厢情愿的误判。
以至于当革命发生时，他犹如突然惊醒，一下子手足无措，落荒而逃。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使统治者丧失政权的原因是他们已经不配执掌权力了。他们因自身的懒惰、自私和错误而失去了统治的资格和能力。国民已经看穿了统治集团的把戏，看透了国家的腐败，对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充满了轻视，只是在表面上屈从而已。
托克维尔似乎比同时代的人对革命前的气息更为敏感。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热切地呼吁他的同行注意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的动向，但遗憾的是，当权者对此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对于革命可能导致的前景，托克维尔是极为悲观的。与其说他希望借革命消除弊政，倒不如说他希望通过改革，避免革命的发生。这种态度的产生，除了源自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的反感，更主要的是源自他对于六十年的革命史对法国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的思考。
六十年来，形形色色的主义和政治学说都能在法国找到市场，而历次革命则成了检验这些学说的现场实验，法国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所。
剧烈的革命一次接着一次，但没有一次革命能够在法国建立起稳固的自由。
在许多革命者看来，似乎只要高唱马赛曲，拿起枪炮，夺得了政权，很多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六十年来的革命史恰好说明了革命不能包治百病。相反，它却成为国家动荡不安的新的根源。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演变也足以证明革命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不容过度夸大。
一旦革命风暴到来，又有谁会知道这场风暴过后，会有哪些人最终会被卷走。正像有人评论一七九三年时一样，“大革命的绞肉机最终吞噬了革命的儿女”。越是向革命的方向前进，就越远离目标。群众拿起枪炮的结果，只会使他们忘记如何享受自由的习惯。
作为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托氏对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分析和判断堪称入木三分，力透纸背。正是如此，他的回忆录成为后人研究那场革命的重要史料。
（三）
有道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当年发生在法国的巨变，对今天的中国又有何启示？从四九鼎革到现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已走过六十几个春秋。若从七八年改革算起，已有三十九年。勿庸置疑，这三十几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但积累的问题也是严重的。
改革之初，国家为了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放松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在大人物的鼓励下，全民卷入了闷声发大财的狂欢中。
可是，由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吸呐从国家控制下脱逸出来的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这样一来，某些拥有传统资源的势力就可以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之便，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并运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轻松获取稀缺资源，迅速积聚起非常可观的财富。
可是，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兑现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而是反过来利用手中的权力阻碍其它人获利，从而形成一个封闭性，排它性的既得利益集团。机会不均等造成了当前富者恒富，贫者益贫的“马太效应”的蔓延，也让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危若累卵。
其次，改革过程中的稳定是以严格控制民间政治参与实现的。这种“低度政治参与”下的政治稳定，客观上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投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可是，保障这套威权体制灵活运转的条件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内的权力制衡，并排斥体制外的权力监督。而监督的缺乏必然导致权力层的结构性腐败。同时，“低度的政治参与”也使得来自社会底层的利益诉求被压制，以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分利集团的尾大不掉和腐败的横行，会严重削弱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为民粹的上市提供机遇。而在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政府要脆弱得多，像中国这种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尤其如此。
不管发生什么事，借助现代化的通讯媒介，很快就会弄得天下皆知，不管政府是否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它往往会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如果出现弊端、丑闻，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将其与政府的执政方式和管理行为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蝴蝶效应的影响，一个芝麻大的事情就可能成为引爆社会矛盾的雷管，从而酿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政府开明、诚恳、主动地处理好热点问题，及时拆除引线才是应对舆论和管控危险的明智之举。如果仍旧按照惯性思维，顽固地借助暴力压制解决问题，只会是事与愿违。
（四）
从影响巨大的乌坎事件看，政治走上街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人们一度认为中国的农民是不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的，经此事件看来，这种观点至少需要加以局部地修正。
近几年来，中央在强力推进反腐败工程的同时，也提出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意见，体现了执政者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视，说明政府工作的侧重方向有所调整，但也间接显示了有关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或许这有助于规避某些社会风险，但仅靠完善的法律体系，治标不治本的反腐运动，还不足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完备的法律体系只是国家宏观治理中的一环，而非全部。所以，制度建设应当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依照宪法而确立的政治体制，必须加强其吸纳政治生活的能力。
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大众的公民权利意识已渐渐觉醒，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人们的参政愿望会不断提高。对执政党来说，如何在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并适时调频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无疑是一个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就得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远非健全，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从中央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表态看，或许体制的改革已经在高层的通盘考虑之中。但制度改革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快速地推进难免会有危险，不推动则是坐以待毙。
所以当前这段时间往往就是危险期。为了安全起见，在体制设计还没有头绪，无法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借助已有的人大、政协制度，最大限度地将来自社会的政治诉求包容进去，同时适度放宽底层的政治参与，在体制内为舆论保留一定的空间，减少政治生活向体制外溢出，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达到防范危险消弭争斗的目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操作成本最低廉的方式，也是当前亟需推进的事项。
相对于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今天的中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亦有很多不同之处。经过30几年的快速发展，我们有了一个不错的经济基础，足以应对基本的社会风险。国际大环境难言太平，但也基本处于可控的状态。与躁动不安的法国人相比，中华民族似乎更为安静，坚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有人大呼政治变天已经迫在眉睫，不可阻挡。
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口之众多，问题之复杂，或许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英明到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准确地把脉算命并开出药方的程度。但是，托克维尔针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思考和反思不妨可以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镜鉴。
历史赠给中华民族的机会是慷慨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八四八年发生在法国的事不会在中国重演，如果我们不让机会从我们这代人的手中溜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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