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91）

不一样的曾国藩（91）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前文说到：说起这陶澍可不是这么简单或单薄。有朋友好奇问之，一人为官已经做了这么多实绩，也是清史留名了。

但，陶澍，却不仅仅是这些。那，还有什么可值得花笔墨的呢，当然有！请接着往下看：

整治水患始于安徽成于两江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陶澍安徽巡抚任上，六月长江大水，安徽濒江三十余州县堤圩皆破，田园房屋淹没。时经三月，消水不及三尺，补种无望，灾情惨重。

陶澍接连发布《安徽水灾布告》，制定切实可行的救灾政策，并派出官员到湖广、四川、江西“购米十万担”，减价平粜，还劝捐数十万金”，救济灾民。同时，亲自深入安庆等重灾区勘察，动员人民生产自救，重建江坝，保卫田庐。

经过这次水灾的惨痛教训，陶澍深感兴修水利是攸关民生的大事，决心筹办安徽水利。

这年下半年，他深入涂山、八公山，登高俯看全淮地形，并踏勘寿州城之西湖，郭塘之郭塘陂，荆山口，凤阳之花源湖，凤台之焦岗湖及滨江各圩垸(音院，yuan)，掌握第一手资料，作出了治水规划。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二月，陶澍向道光皇帝上奏安徽的治水方案。主张提高洪泽湖的蓄水量。认为“洪泽一湖，必藉淮源旺盛，方资收蓄敌黄，自应多方导引，以助其势”。而“寿州境之城西湖，凤台县境之焦岗湖，凤阳县境之花源湖，均可抽沟入淮”。另一方面，他还主张在淮河两岸筑堤束水，并提出了“民办官助”修水利的办法。

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赏和批准。于是，他便及时督饬各州、县组织力量，大兴水利。除“治寿州城西湖、凤台焦岗湖、凤阳花源湖，又怀远新涨沙洲阻水，并开引河，导之入淮。淮水所经，劝民修堤束水”之外，还在沿长江各县计亩出夫，修筑堤防，保障农田。计有铜陵县之边江老坝，长六十余里；望江县妙光图等圩，堤长三千三百余丈，高宽各二丈五尺。接着，他又督饬“各县设丰备仓于乡村，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不经吏役，不减粜，不出易，不假贷，岁歉备赈，乐岁再捐”，为日后兴修水利筹储资金。

同年五月，陶澍调任江苏巡抚。江苏省为“江河要区，政务殷繁，财富甲于他省”，责任重大。

陶澍到任后，继续致力于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他调查了吴淞一带水利情况，于七月二十三日具奏皇帝。他说“据臣调查江苏浙江水利莫大于太湖，其分泄入海有三条水路，一是吴淞江，即太湖正流；二是黄浦江；三是浏河。吴淞江最大，但分流南入黄浦江，造成吴淞江日微，浏河亦逐渐增淤，每当洪水暴涨，洪水无法排泄，而造成沿岸人民涝灾。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太湖号称三百里，其实只系薮(音叟，sou)泽，宽而不深，所收江浙及宣歙(音系，xi)诸水，发源不远，不过三五百里而止。东及海滨，亦止二三百里，源短而流亦短。非如洞庭、彭蠡(音犁，li)有数千里来源也。而所灌苏、浙、常、太、杭、嘉、湖数府州之田亩以亿万计，漕粮居天下之半，皆恃太湖为之润溉”。

但是，长期以来，太湖受到破坏，一是“民田侵占，争及尺寸，而流日隘”。二是明代以来，“不治其本，而别开津汊以苟一时之利，以致支流愈分，正流日塞”。二方面吴淞江等系太湖正流，“为江苏水利第一枢纽”，但江口于康熙年间新建石闸，使“泥沙停积数十里，水小如沟，船只往来反俟潮水为之浮送”。并以亲身勘察事实论证：“由青浦华亭至上海，黄浦无闸，而海潮鼓荡，江面阔深”。根据以上分析，陶澍提出了续办吴淞江水利的方案。具体施工方案是：石闸有害无益，应行拆除。其闸前后所积泥沙并沿江弯曲浅滩，均应设法疏挑。“照业食佃力之法，于隆冬闲暇时，按亩出夫一、二名，挑浅浚深，即因出土以为圩围。每岁通力合作，以三月为率，约计出土可高一、二尺，越三、四岁，而圩围可成”。不多日，道光皇帝即批准了陶澍这一方案，并谕知两江总督协助办理。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七月，江苏发生水患，许多州县被淹，数十万人受灾。七年，陶澍会同两江总督筹议治理吴淞江。他和地方官员往返勘察，制定计划，估算土方，组织劳力，筹划资金。通过周密规划，定出了施工方案。从青浦县头坝至上海县拦潮大坝，总长一万零八百八十九丈。分工上海县承桃二分，青浦、嘉定二且承挑一分，其余由元和、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太仓、镇阳、宝山八州县各承挑一分。并订出奖惩制度，“承办各官，如果勤奋出力，著于竣工时量予奖励；倘草率玩延，即著严参”。

十月，疏浚吴淞江工程相继动工。十月十一日，拦潮大坝合拢后，集人戽水兴挑，但以后“时值严冬，连遭雨雪，挑挖河道，积水较多，虽经随时车戽，而涸复之后，又逢雨雪，且时届 (音虎，hu)寒，上下河堤，冰凌冻结，夫役不能立足，人力难施”。工程极其艰难，所以当年未能一律完工，至次年正月，天色放晴，遂添人挑担。陶澍督促各地，挑出之泥，按原定设计，筑成堤堰，河道一律深挖，以保证工程质量。在新阳县工段内，起出远年沉没粮船一只。在上海县工段内，又起出远年沉没海船一只，证实挑竣之深为前所未有。

二月，吴淞江疏浚工程竣工。二月七日，陶澍乘船亲赴工地验收。共用库银二十九万九千一百八十七两，达到了满意的效果。震泽下游诸水可以宣泄，使由渎直达，决曲岸二千余丈，泥沙无所壅，圩田可耕者逐多。“十七日丑刻，先将青浦上游头坝开放，使清水流注充满。午刻将上海下游大坝开放，目击水势畅出，汹涌如雷，坝外淤泥立即冲散。未刻，海潮大至，水势抬高，内外刮刷……水深均有一丈九尺至二丈不等，实为一律深通，毫无浅阻之处。访问沿途耆庶，感称百余年来未有开挖深通之工。”

陶澍曾作长诗一首，记述吴淞江放水盛况：

今朝开坝息畚锸，

万人邪许闻欢呼。

涛头一线立海色，

恬有静绿先平铺。

樯帆乘风行客乐，

鱼龙得意争归墟。

推波助澜势未已，

且喜百年民患除。

诗中还总结了治水经验：

岂知江潮在天地，

本若元气相转输。

一呼一吸荡肠胃，

焉有塞口防沾濡。

来源不裕闸何益，

刻舟颇笑前人愚。

此诗传出后，吴中人士竞相和者数百人。

陶澍办事善始善终，奖罚分明。是年三月六日，他具奏朝廷：“武进县丞陆钫在施工吃紧时，藉病迁延，候补府经历陈溶，雇夫迟玩”，交部议定，给予处分。苏州府陈銮等二十八名官员，“督率认真，干练实心，任劳任怨”，报请加官晋级。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上半年，他又主持兴办了练湖工程。练湖“收纳长江诸山八十四汊之水，北接丹徒境，谓之上练湖，南接丹阳城，谓之下练湖，周围共一百六十里”。居高临下，主要供江浙两省漕船要道徒阳运河的调剂水量之用。但“自康熙年间，上练湖已改民田开科，仅存下练湖四十里，但能灌田，不复能济运。”正北的黄金闸，“上承马陵桥来水，下达范家沟入运，尤为全湖咽喉。”他亲自查勘后，具体提出了修浚办法：“惟有就水所经行处，两岸先筑堤埂，以次修复黄金闸，使水归下练湖，足资多蓄，而不致回漾增高，以淹上练湖之田，则济运之源裕矣。”使练湖有农田水利之功，又有漕船运输之利。这项工程共需银二万四千两。他会同两江总督筹议，在司库封贮银内借用，日后由各属新涨沙地的租息中归还。

工程经过三个多月完成后，陶澍委派江苏布政使梁章钜等前往验收。黄金闸长二十七丈，高二丈，连海漫石二十一层。黄泥闸长五十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六寸，连海漫石二十层。达到设计要求，陶澍向道光皇帝奏报：“实属工坚费省……足收济运通漕之益。”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八月二十五日，陶澍升任两江总督，统辖三省。他深感“地广务繁”，责任重大，决心“力之所能，一寸血诚”，为民造福。

十一月，陶澍开始治理江苏武进县孟渎、得胜、澡港三河。他与梁章钜等人现场查勘后，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常州府属武进县境运河之北，有孟渎、得胜、操港三河，皆南通运河，北达大江。旱则引江潮以济运、灌田，并可直达无锡、金匮、宜兴、荆溪各县，以资接济。如遇水潦，即宣导入江，不致壅溢为患，实为各属水利要道”。但均已“湮没不通”或“久经淤塞”，因此“数十里之遥并无江湖灌输，水泉滋润，现在农田受困，民望孔殷，实为刻不可缓之工”。并估算约需银二十余万两，请求在缓漕米价银内借支动用。清廷批准了这一计划。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陶澍积极筹划和支持挑浚浏河、白茆河工程。早在道光八年十一月，他就曾筹议借款挑浚浏河。当年，在向清廷的奏疏中说，浏河自“嘉庆十七年挑浚之后，屡经水患，沙泥淤垫，旱涝无从灌泄。不但太仓州属农田失收，兼为上游苏淞一带水道之梗。近来淤垫更甚，以致岁收屡歉”。“若浏河不加疏浚，设遇旱涝为灾，附近民田或淹或涸……于国计民生，均无裨益”。并提出所需经费，由缓于上调的米担中暂借，“俟工竣后，按年分限摊征还款”。可是这一合理建议，为户部拒绝。经年之后，陶公再次筹议挑浚，实是心所系之，凡是有始有终，为人称颂。

但陶澍并不气馁，坚持不懈地力争，表现了他为国为民修水利的坚定决心。道光十二年，陶澍会同江苏巡抚林则徐复奏“浚浏河、白茆河”。十三年五月，陶澍又提出将各属缓漕搭运剩米十数万担粜变，暂借五万余两为挑浚浏河经费。次年三月，陶澍再次筹议治理两河，向清廷奏报：“该两河急须开发，实为目前必不可缓之工”。并详细陈述了工程规模和资金筹措办法：浏河工程长一万零五百一十六丈，需银十六万五千余两，库存水利专款五万两，尚不敷银，请于封贮款内借支，由受益之十六州县分八年按亩摊征归还。白茆河工程长七千八百四十丈，需银十一万余两，则动员官民捐资，以工代赈。由于陶澍三番五次申报治河，朝廷终于批准举办。

浏河、白茆河疏浚工程完成后，适于七月二十三、四、五等日，苏淞一带，倾盆大雨，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当即分令太仓、镇洋二州县，将涵洞全行启放。顷时，滔滔洪水东注，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而秋汛大潮，仍无倒灌。证明浏河容纳与涵洞宣泄，实有巨大成效。当年，该地获得大丰收，父老皆欢喜，说：“这是百余年所未有。”

这些工程，利国利民，造福后代，千秋称颂。刘鸿翱在《水利七案序》中说：“云汀先生在主持兴办的这些水利工程中，借国帑为之经理，分年摊征还课，上无亏国家，下有利于民，民既利，而国家之财赋随之。盖先生治江苏之精神在焉。”

时年，曾国藩入岳麓书院，适才渐知陶澍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