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不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唯理主义者，他们关于上帝的争论都诉诸理性，而卢梭却独自站在一边——他诉诸情感。
这件事印证了人们的思想有时候偏执得匪夷所思。本来嘛，在讨论知识的来源时，理性和经验相互对立；到讨论上帝是否存在时，理智应该和情感相互对立才对。然而除了卢梭，顶多再除了斯宾诺莎之外，竟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卢梭认为：“我应当凭我内在的情感来指导我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不论是感官还是理性都不具有看透世界的能力。
他说：“我们没有衡量这个庞大的机器的尺度，我们无法计算它的功能；我们既不知道它最重要的法则，也不知道它最后的目的；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不懂得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能动的本原；我们连人是一个简单的存在还是一个复合的存在也不晓得；我们周围都是一些奥妙莫测的神秘的东西，它们超过了我们所能感知的范围；我们以为我们具有认识它们的智力，然而我们所具有的只不过是想象力。”
这有些不可知论的悲观意味，不过是否真是这样倒也不好确定，因为卢梭没有哲学专著，他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关于政治、教育和艺术的著作中，并没有形成系统，所以要理解他比理解他之前的任何一个人都麻烦。
因此，严格的说，卢梭不能算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们对他的哲学思想应当给予的重视。
卢梭太与众不同了。
他看上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我只知道真理是存在于事物中而不存在于我对事物进行判断的思想中。”
但他又像一个唯理主义者：“人的见证归根到底也只能是我自己的理性的见证，也只能是上帝为了我去认识真理而赋予我的自然的手段。”
他看上去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把我所感觉到的在我身外对我的感官发生作用的东西都称为‘物质’；在我看来，物质的一切分子都将结合成一个一个的实体，所以我把物质的分子称为‘物体’。”
但他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相信，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
他简直就是“十三不靠”，像他自己所宣称的一样：“我是不支持任何一种说法的。”
卢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宇宙间存在着“秩序”。
卢梭显然认为唯理主义者用上帝赋予的理性去证明上帝是徒劳的，他另辟蹊径，把宇宙间的确存在着的秩序看做“一种独特智慧”的表现，而“这个有思想和能力的存在，这个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安排万物的存在”当然就是上帝。
这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物质的喋喋不休变成了无关紧要的话题，因为无论物质是无始无终的还是被创造的，也无论它的本原是什么或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本原，都与秩序无关。因此他说：“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所说的物体的表象和实际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想象的。”
卢梭的上帝类似斯宾诺莎泛神论的上帝。他认为上帝“不仅存在于旋转的天上，而且还存在于照射我们的太阳中；不仅在我自己的身上存在，而且在那只吃草的羊的身上，在那只飞翔的鸟儿的身上，在那块掉落的石头上，在风刮走的那片树叶上，都存在着。”这是欧洲版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卢梭也同意斯宾诺莎“依照理性的指导的人是自由的”的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他有主动比较和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人的意志。
他把人的意志看做一种正面的、向上的力量，人只有在迷惑于外界的各种诱惑而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时，才是奴隶；当他服从自己的意志进行良心的忏悔时，则是自由的，因为“良心始终是不顾一切人为的法则而顺从自然的秩序的”。
顺从某种秩序反倒是自由的，这个逻辑未免有些怪异，而更重要的是，卢梭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因为在他解释上帝何以不阻止人去做坏事的时候，他说：“祂要阻止的话，就不能不妨碍人的自由，就不能不因为损害人的天性而做出更大的坏事。”
这等于把人做坏事，也就是不顺从自己的意志（良心）而顺从外界的诱惑，当成了人的自由；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说人的意志并不是正面的、向上的力量，或者说，不总是正面的、向上的力量。
不过，这也并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卢梭在论证上帝的时候一直在运用理性，但他最终还是抛弃了理性转向情感。
他说：“我愈沉思祂的无限的本质，我便愈不理解这个本质；但是，祂确实是存在的，我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因为我越不理解祂，我反而越崇敬祂。”
这种崇敬是一种“感恩和祝福之情”，是不需要别人教导而发自“天性”的。因此，卢梭宣称：“我信仰上帝和我相信其他任何真理同样坚定，因为信与不信断不是由我做主的事情。”这是卢梭的首创，简直让人怀疑它是“爱情不需要理由”的前身。
话虽如此，但情感毕竟是私人的事。卢梭尽可以由于他的情感而信仰上帝，但别人也可以有别人的情感，卢梭个人的情感确实不能成为别人也信仰上帝的理由。
对此，别人可以用卢梭自己的话来回绝他：“如果你不能使我信服，即使把我说得哑口无言，又有什么用呢？我的自发的情感始终要驳斥你，这是我控制不住的，你能消除我这种情感吗？”
所以，卢梭到底只是一个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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