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断断续续飘舞着琐细的雪花,光感深沉。此时独坐温暖的办公室,看着那些年复一年折腾消耗着我的眼神和精力的案牍文件,终可嘘口长气,暂将它们搁置一旁。
听说一个在酒吧工作的谢顶男侍的生命,是从他手中的咖啡匙中被分配、被一匙一匙舀尽。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他总是在问自己:我有胆量搅扰这宇宙吗?可笑的是,他说的宇宙只是相亲,小事一桩,但这件事对他而言却和宇宙等量。其实我的生命是被手中的纸张一页一页翻尽的,因为生命夹杂在纸页之间,总被青白的纸页压贬。此时我可有胆量搅扰宇宙?我说的宇宙是抽根烟、听一支曲子。因为此时安静,没人叨扰,适合听音乐;因为今天下雪,责任感如同漫天飘舞又旋即融化无迹的雪花,无所事事,不如听音乐。
有个朋友(曾以他为原型写了一个两三千字的疑似短篇《音乐瞬间》),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在大学任教。他有点怪,或者叫癖。他到现在都拒绝用微信。我一直为他可惜,因为本来他可以赚很多钱,却在最能赚钱的季节迷上了音乐。前年我去他家,他指着客厅里的八组音箱说:每一组音箱都有它们适合的音源。然后,不问我是否乐意,他拿出每张都要数百元的光碟,放给我听,并问我有没听出每组音箱音质的不同。我说我听不出。他说这很正常,要多听。然后他就又提出要为我配音响设备的事。因为之前每次见到我,他都要提这件事。我很害怕他提这件事。因为他告诉我他在音响事业上的投资接近三百万。当然,这个数字对有钱人来说无所谓,但对一个只教书不作买卖的教授来说,就很可观了。至少我要是有这么多钱,就会想着买一辆能跑得很快的车,然后去干几件无伤大雅的坏事。
他喜欢用“事业”这个词来说他的音乐。他的妻子,一位乙肝病人,总是笑着抱怨他乱花钱。但从她的眼神却丝毫看不出她的不满。她告诉我,有一次,他为了比较两张碟片的音质,屏退家人,打开音响,赤身裸体站在客厅中央。说到这里,她露出健康的笑容。因此我开始有点怀疑他对音乐的痴迷是否有足够的理由。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钦佩他。
但我对他也有不满,因为他只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似乎永远都在听肖邦,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雷斯庇基,德彪西,莫扎特,海顿,马勒,李斯特,德沃夏克,勃拉姆斯……而不听我这些年喜欢的《神秘园》《恩雅》,我爱听的雅尼、蒂姆·詹尼斯、埃内斯托·科塔扎尔、丹尼·瑞特、保罗·卡达尔、乔瓦尼·玛拉蒂、奥马尔·阿克拉姆、凯文·柯恩、布莱恩·克莱因、乔治·戴维森、大卫·戴维森、约书亚·贝尔、大卫·澳斯邦、中村由利子、神思者……我觉得随着年事渐趋老迈,我的感情反倒变得细腻温柔了。古典音乐虽则依然好听,但总觉得有些干枯,就像一支好烟由于存放太久,走了焦油,吸起来吱吱直响,缺乏那种有毒的润泽,很快燃尽。
人的幸福到底需要多少东西?尼采说,有时一支风笛就够了。生活怎么可以没有音乐?德国人甚至以为上帝一直喜欢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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