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趣说，如果你以后长胖，他是不是就不完美了呢？我明白他说的是完美的人，而我说的是一个完美的人体。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收藏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因为长时间暴露在光线下会褪色，所以极少展出，上一次在馆内展出还是在6年前。高级研究员瓦莱丽娅·波莱托（Valeria Poletto）告诉我，他们平时将这幅素描保存在一个黑暗无光的房间内，湿度控制在45%，温度15～20℃，常年如此。看到这幅素描时，我有些超乎预期的感动。
它比我想象中细腻得多，线条颜色浅一些，因为是钢笔和墨水画的，能看到笔尖运动时留下的轻重变化，纸张泛黄又有些斑驳，人物在上面的确显得不那么清晰。但与其他手稿不同的是，《维特鲁威人》的线条非常笃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像其他草稿那样会有试探性的线条，因此，我们把它当作一幅正式的作品来看，也未尝不可。纸面上有极细小的针孔，因为达·芬奇用了圆规和其他测量工具，留下了痕迹，这样的针孔有12个。一方一圆之间是两个重叠在一起的男子身体，不少观点认为男子的面部是达·芬奇38岁时按照自己的相貌所绘，但目前并无定论。方圆上下各有两段文字，都是镜像反体字，记录着达·芬奇和维特鲁威各自对人体比例的理解，他在其中对这个人物姿势做了说明：“双腿分开，直到头部下降的高度为身高的十四分之一，抬起双手，直到伸出的手指碰到头顶的水平线，这时伸展的四肢中心就在肚脐，而双腿之间的区域将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画中人的肚脐是圆形的圆心，而他的下阴是正方形的中心。可以看出，达·芬奇正在做一项严谨的科学研究的展示。
15世纪早期，很多古罗马典籍被发现，并成为被追捧的风潮，维特鲁威的著作就在其中。马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Marcus Vitruvius Pollio）是公元1世纪的罗马工程师，《建筑十书》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从文艺复兴时起，就被奉为西方建筑理论中的基石，直到现在。在他的年代，建筑设计并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维特鲁威就根据人体比例来阐释神庙比例，因为他相信人是天生的，拥有最完美的比例，“神庙的设计离不开对称，各部分之间必须有精确的比例关系，就像体型优美的人体一样”。他在书中写道。
到了达·芬奇的时代，根据维特鲁威总结出的这一套比例来绘制人体成了一股风尚，人们痴迷于透视、比例、人体结构这些科学的探索，很多人都画过“维特鲁威人”，同时探索人体和建筑的完美比例。
波莱托告诉我，这幅《维特鲁威人》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画，而只是画在一张大纸上的一部分，后来经手的人可能是觉得它太出色，就裁剪下来，单独作为一幅。“但我们不能把它与其他手稿割裂开来看，这应该是达·芬奇进行中的某项研究的一个环节。”什么样的研究呢？《维特鲁威人》画于1490年，这时的达·芬奇正在米兰生活，他对人体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解剖和比例。达·芬奇研究解剖，起初是为了更好地画出人体结构。
在第一佛罗伦萨时期，达·芬奇就开始做解剖研究，当时画家中也有别人进行人体解剖，但极少，瓦萨里写过，波拉约洛（Antonio del Pollaiuolo）是第一个为了研究肌肉以及用更现代的方式去认识人体而进行解剖的大师。
对于达·芬奇来说，解剖学拉近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距离，或者标明两者之间本就不存在什么距离，解剖学和几何学、数学一样，都是绘画的基础。英国王室收藏的一份达·芬奇手稿中，在颈部与肩部神经的解剖图下面，他写了这样一句话：“这种表现形式对一名优秀的绘画者十分重要，就好比优秀的语法家要知道单词的拉丁文起源一样。”但研究解剖不同于其他学科，不只需要好奇心，还需要极强的勇气。
因为受到传统禁忌的阻碍和教条主义者的指责，这件事风险非常大。在传统观念里，解剖学太过古怪，因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怎么能像机械那样随意肢解呢？达·芬奇也曾因此而惹来麻烦，他与教会发生过至少一次的当面争执，但他很坚定：“我不相信在看到人体深处的时候，有人能不潸然泪下。”
半夜偷偷潜入医院去做尸体解剖的传说，让达·芬奇愈发神秘。据统计他大约解剖过30具左右无主尸体，因为要在腐败溃烂之前完成工作，从医院停尸房偷运出尸体后，他必须同助手一起连夜运回工作室。“他的精力一定是超于常人的，必须白天黑夜连续作业”，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如今盛传的“达·芬奇睡眠法”，但其实并没有任何确凿文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
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馆长阿尔贝托告诉我，他们发现在《大西洋手稿》的纸张上存在血迹，尤其是在涉及到人体解剖的部分，这说明很多解剖图是一边解剖一边绘制的。而且很多器官并非根据人体解剖所绘，更多的是动物的解剖，牛或是猪、羊。
随着解剖研究的深入，达·芬奇的好奇心越来越重。“是哪一根肌腱导致眼睛的运动？人是怎么在子宫里的，为什么8个月大的婴儿不能在体外存活？”在研究解剖的同时，他又对医学和人类的起源产生好奇，这些研究都在手稿中有所体现，而更多的是有关人体比例的一系列素描。虽然维特鲁威的结论在当时已是权威，但达·芬奇是从不盲从于权威的，他开始独立进行实验。1490年左右，他系统地测量了许多年轻人的头部、躯干和四肢，也在此基础上对维特鲁威的数据进行了改进和补充。
比如，维特鲁威写道：“从下巴底部到鼻孔的距离是脸长度的三分之一，从鼻孔下方到眉毛中间也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停”。达·芬奇将这个比例细化了一下：鼻子底部和嘴巴的距离是脸的七分之一，而嘴巴到下巴尖的距离是整张脸的四分之一，与嘴巴的宽度相等。他还发现，人手掌（除去手指）的长度是脚掌（除去脚趾）长度的一半，而这些比例研究又涉及到数学和几何的问题，也是他感兴趣的方面。
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的展厅里，虽然《维特鲁威人》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放在一个单独的半敞开小厅中，但按照策展的思路，看到这幅画要经历很长的一个展览动线。越靠近《维特鲁威人》的，越是与之关系密切的一些手稿，包括在它之前的解剖和人体比例研究图。
很著名的一幅便是印证“三停”的人脸比例图，另外还有骨骼和简略的四肢比例图，以及同代人卡罗·乌尔比诺（Carlo Urbino）所绘的几幅“维特鲁威人”。所有这些手稿拼凑在一起，呈现出一个过程，即达·芬奇和同时代艺术家研究解剖和人体比例的过程，反复的试错最终指向《维特鲁威人》。
波莱托指出，《维特鲁威人》其实是达·芬奇研究的一个成果总结，他把之前所有研究的结论都放在了这个人体身上，包括和谐精确的身体比例、面部比例以及方圆之间人与宇宙的关系，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聚焦在“如何呈现一个完美人体”这一幅小画上。这是达·芬奇《维特鲁威人》在这么多相同题材的素描研究稿中独一无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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