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大迁移》

当所有信息在网上都能查到的时候，脑袋里记忆多少知识还重要吗？

答案是，依然重要。海量的知识被存在云端，可如果它们不在你的脑袋里，你还是过不好这一生。作者用真实案例告诉你，知识水平与一个人的收入、幸福感甚至健康程度都息息相关。

当你还在高呼什么都可以上网搜的时候，你忘了一个事实：在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搜什么的时候，网上的知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作 者 简 介

威廉·庞德斯通

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已出版《剪刀石头布》《谁是谷歌想要的人才？》《无价》等14部畅销书，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名。

同时他还是《哈佛商业评论》《纽约时报》《哈珀斯》《时尚先生》等世界知名杂志长期撰稿人；《今日秀》《大卫·特莱曼深夜秀》《CBS早间新闻》等世界知名电视、电台节目的常客；也是ABC电视台两档黄金节目作家兼联合制片人。

精 华 解 读

以下内容为《知识大迁移》一书精华解读，供广大书友们学习参考，欢迎分享，未经允许不可用作商业用途。

目 录

一、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为何越来越无知？

二、哪些知识让你更富有、更幸福？

三、无知的世界，你如何成为赢家？

正 文

一、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为何越来越无知？

1. 云技术让你选择“理性无知”

达克效应

1995年4月19日，一个名叫惠勒的贼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了匹兹堡的两家银行。由于他没戴任何面具，警察在调出监控之后，没过多久就找上了惠勒的门，并将其成功抓捕。

惠勒在被抓时仍然一脸困惑：“你们怎么找到我的？我明明在脸上抹了隐形液啊！”

警察被他气乐了：“什么隐形液？”

惠勒一脸认真：“柠檬汁啊！”

这就是犯罪史上最笨的贼之一——惠勒，他没有妄想症，也没吸毒。后来根据负责本案的警官调查，惠勒得知柠檬汁在纸上写字之后可以隐形，于是他想，把柠檬汁抹在脸上一样可以达到让摄像头拍不到的“隐形效果”。

这个笨到如此境地的贼成功引起了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邓宁的注意，他和他的研究生贾斯汀·克鲁格做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最缺乏知识和技能的人反而最无法认知自己的这种缺陷。实验结果肯定了邓宁教授的猜测，比如让自己的本科生估分，成绩越差的学生给自己估的分越高。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司机身上——那些车技很差的司机普遍认为自己是好司机。

这种认识不到自己无知的现象被命名为“邓宁-克鲁格效应”，简称“达克效应”。但必须说明，达克效应的“不自知”要求某人在低认知领域有着最低限度的知识和经验，比如差劲的司机觉得自己是好司机，可从来没有学过驾驶的人不在此列。

人们可能会惊讶，哪有这么蠢的人？但两位学者在1999年的论文中说得很明白：想寻找一个达克式的无知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照镜子。

理性无知

20世纪时机器的广泛使用，让人们产生了会不会被其取而代之的焦虑；而到了21世纪，人们焦虑的是，低知识人群拥有了“麦当劳式知识”（使用各类应用程序的方法），看起来过得也不错。无论你知道哪些专业知识，云端都已经存储了，而且更新速度比你快，检索知识的速度也比你快。在这样的时代，大脑里记忆了多少知识还重要吗？

这个问题不仅困惑着普罗大众，也困惑着教育界。该不该让孩子们继续保持一定的事实性知识的记忆量？毕竟一个学习者只有掌握一定事实，才会对自己欠缺多少心中有数。1987年，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赫施出版了一部名为《文化素养： 每个美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的畅销书，其中就列出了一份“基础知识清单”；2013年，美国的共同核心课程标准也对学校每个年级该教到什么进行了规范。尽管如此，民众对常识性知识的掌握程度却让人大跌眼镜。

尤其是“千禧一代”，即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0年前后的人群，他们是靠复制维基百科来做作业，并且经常被《每日秀》等综艺节目轰炸的一代人，缺乏常识的现象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50%以上的千禧一代答不出谁发明了电报、蒸汽船、收音机或者留声机，谁提出地球绕着太阳转动，谁揭示了闪电也是一种电，又是谁提出了相对论；被问到《白鲸记》是谁写的，纽约州的州府是哪里，他们的大脑一片空白。

2015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得出结论，尽管美国年轻一代有着比从前历代人都更高的教育水平，但平均而言，他们在文史、计算和技术等环境优越的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技能都较弱。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成年人的文史和计算技能都呈下降趋势。

公众对这些报告的反应既惊讶，又“理性”，毕竟很多不知道相对论的人照样拿到了文凭，找到了高薪的工作，所以知不知道那些知识又能怎样呢？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就曾提出疑问：如果为获取某种知识付出的努力并不能收到回报，为什么还要费劲去学呢？

这真是一个为无知开脱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理性无知的黄金时代。你如果说，想知道什么信息随时都可以上网查，但如果你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呢？总不能谷歌一个吧？互联网带来的危机之一，就是它很有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元无知”的状态，即达克效应所表达的那样：意识不到自己无知的状态。

谷歌效应

理性无知者的底气来自于哪里？2011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韦格纳发起了一个实验，给每个志愿者看了四十个小短句，然后让他们把句子输入电脑中。一半的志愿者被要求记住这些内容，而另一半则没有被要求；一半的人了解自己的输入将被储存于电脑，而另一半人则被告知任务完成后输入的内容会立刻被删除。

实验结果是，那些被要求记住这些句子的人，记得没有比另一半人多多少，但那些知道自己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清空的人，得分比另一半人高得多。由此可见，记住事实与有没有被要求无关，而是能在网上找到的信息，大脑会自动遗忘，这就是“谷歌效应”。

谷歌效应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比如人们经常使用的记录方式：拍照。2013年费尔菲尔德大学的琳达·亨克尔在其大学的贝拉明艺术博物馆进行了一个实验：一群学生被要求欣赏一幅指定画作，一些人拍照，而另一些人选择做笔记。第二天，在亨克尔询问这群学生关于画作的信息时，她发现拍照的学生在辨别画作、回忆细节等方面都表现较差。

科技进步让人们对云端的依赖与日俱增，如同理性无知者所质疑的那样，在一个查找信息如此便捷的时代，求知还有何价值？然而在本书当中，作者不仅要告诉我们无知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正如何蔓延，他更要通过“互联网小组调查”的大量统计学案例证明无知是如何与贫穷和不幸挂钩的，而哪些知识会让我们更富有、更幸福。

2.地图被扭曲，历史被混淆

根据2006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罗珀尔公共事务及媒体公司进行的联合调查，在年龄18~24岁的美国青年中，只有12%的人能从地图上找到阿富汗的位置；18%的人认为亚马逊河位于非洲；20%的人认为苏丹在亚洲，10%的人认为在欧洲。而75%的美国人认为，英语是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正确答案是汉语普通话，因其母语人口已经是英语人口的2.6倍。有种种数据表明，美国人的地理知识十分贫乏。

2014年，俄军进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美国人发起了是否需要武力干预的大辩论。有3位政治家进行了一轮全国调查，请美国人在地图上找出乌克兰的位置。而能够正确找到的人，只占参与者人数的六分之一。而后来的投票中表明，找不到乌克兰在哪儿的人，基本上都赞同美国出面武力干预此次军事事件。

作者还进行过一项调查，调查中包括16道常识题，其中有两道跟地图有关（比如乌克兰的位置）。最后调查还问到了一个政策性意见题：是否同意在边境线上造围墙来组织非法移民？结果显示，答对常识性题目越多的人，越不同意在边境线上修墙的主意；而找不到乌克兰在哪儿的美国人，更支持在边境线上修墙。

地理知识的贫乏会影响公众意见的走向，同理，其他知识的匮乏也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上到对国家财政状况、贫富差距程度、枪支与犯罪率的相关程度、人口比例，下到对一个汉堡的卡路里含量，一个平板电脑的内存大小等等常识性问题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概念。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民众的历史知识上。2011年，安纳柏格公共政策中心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说不出美国在一战期间的总统是谁（答案为伍德罗·威尔逊）；约40%的人不知道美国在二战期间是跟哪些国家打仗（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不出《独立宣言》的通过日期（1776年7月4日）；有6%的人在日历上找不出独立日。

作者自己也做过一项调查，他请参与者们分别说出一件近几年来发生的重要事件，百年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千年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结果显示人们出错的方式有两种，要么就是回答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要么就是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安到了不正确的时间里。有了谷歌之后，人们不需要再记住确切日期，这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作者还发现，1948年是一个节点，在这之前的历史事件几乎被大部分人遗忘了。

3.蠢人的“五分之一法则”与失去意义的投票

2010年《赫芬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些民意调查，据说有20%的人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外星人绑架过地球人，奥巴马是一个穆斯林等等很多人一看就会嗤之以鼻的信息。在探索无知的世界中，你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不管多么离谱的事情，总有五分之一的人会相信，这就是“五分之一法则”。

这个法则会影响到很多社会活动，比如看似民主和公平的投票行为。还记得上文中提到的对美国是否要武力干预乌克兰事件的投票吗，类似的事件在投票当中屡见不鲜。

1992年，备受尊敬的加利福尼亚法官亚伯拉罕·阿蓬特·汗在法院竞选中输给了一个几乎不知名、还被洛杉矶律师协会评为“不合格”的挑战者帕特里克·墨菲。后者能赢，就是因为“墨菲”这个名字比“汗”听起来更“美国”。而这位更“美国”的法官墨菲日后因被控洗钱和长期无故缺席审判而被辞退。

洛杉矶前市长顾问帕克·斯克尔顿曾经指出，司法选举里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大部分选民真的是随便选了一个人。信息匮乏的选民让原本民主与公平的投票变成了和“投飞镖拿主意”一样的活动。

二、哪些知识让你更富有、更幸福？

1.无知的人，可能过不好这一生

1988年，一个名叫威廉·巴德·波斯特的流浪汉、诈骗犯、马戏团厨师外加卡车司机做了一件天才的事，他典当了一枚戒指，买了几张彩票，然后中了1620万美元。

然而好景不长，拿到第一笔奖金之后的三个月，他就因为赌博和购买私人飞机等等“大宗消费”负债50万；一年之后他又因购买豪宅而变得身无分文，宣布破产。他只得卖掉家产和彩票奖金的提款权，换回了256万美元。然而这笔相当可观的钱又被他挥霍掉，并且他还因暴力犯罪锒铛入狱。出狱后，波斯特终于一贫如洗，在2006年悲惨去世。

知识还重要吗？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波斯特的案例值得我们深思。财富的确可以通过幸运得到，然而“达克式”的波斯特对预算、房地产投资、兴办实业等等知识一无所知，以至于最后落得如此田地。他自己也曾说过：“我身无分文的时候要开心得多。”财富即使可以因偶然的幸运降临到无知的人头上，但最终给他带来的或许还是不幸。

作者通过调查发现，知识水平仍然与一个人生活的幸福程度甚至收入水平有因果关系。这里需要普及一下统计学中的两个主要关系：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有些事件之间的确有相关关系，但却没有因果关系。比如1999~2009年，发生溺水事件的泳池数量与尼古拉斯·凯奇拍过的电影数量相关。像这样的滑稽相关关系在统计学当中比比皆是。

作者制作了一套事实性知识测试题并邀请参与实验的对象作答，并建立了统计模型。结果显示，知识水平仍然是收入水平的重要预测因素。哪怕在年龄和受教育情况相同的情况下，知识渊博的人赚的钱仍然更多。

作者还分析了知识水平为何与收入有因果关系，原因大致有三：A.对一定程度事实性知识的广泛了解导致了高收入。B.反过来，高收入使人们获得了广泛的知识面。C.知识水平与高收入有着相同的成因。

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在当下，知识依然有红利，记住知识依然有用。

2. 明星高收入与“全球性无知”

对美国企业而言，音乐界的天王天后是Jay-Z和碧昂斯。Jay-Z因为推广三星手机赚了2000万美元，而碧昂斯则在2013年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和百事可乐签了一份多年期的广告合同。当然，这些和体育明星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老虎伍兹在丑闻缠身、成绩下滑的时候仍然能与耐克公司签定一份1亿美元的合同。包括最近几年在Youtube等社交平台上异军突起的“网红”们，他们的广告代言费都让著名的专家学者人群望尘莫及。

然而，这些企业的钱花得真值吗？作者对代言费最高的明星（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做了一次检验面部识别率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位明星被一半以上的人认了出来。

先放下名人的人脸识别率不谈，公众对基础科学知识基本上也是一塌糊涂。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月球是卫星，认为电子比原子大，激光器是通过汇聚声波来工作的。

无知正在呈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2015年，网络段子手杰伊·布兰斯科姆在Facebook上贴了一张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拍摄《侏罗纪公园》时的剧照，照片里的斯皮尔伯格坐在一张“死去的三角龙”旁边。图下有一段布兰斯科姆的旁白：“为了消遣而捕猎的猎手，正高兴地坐在自己刚捕获的三角龙旁边。请各位转发，让全世界都记住这个小人。”

这个帖子在世界范围内被转发了3万多次，获得了数千条愤怒的评论。有些人是在逗趣，但有些人居然是真的被激怒了：大导演居然猎杀了一头三角龙？

这些人愤怒的原因其实不难猜测，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三角龙”（triceratops）这个词，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这张照片是通过CGI技术合成的。这些人只是看到一头看起来有点眼熟的奇异动物被杀了，也许这点印象还是来自于曾经看过的自然纪录片。更夸张的是有一项调查显示，有15%的公众相信，早期的人类曾和恐龙一起生活过。

3. 知识有红利：各类知识与我们人生的关系

语言能力

拼写、书写或发音的错误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很常见。作者指出，拼写正确能力或许与收入的关系不大，但发音正确与否与收入水平是高度相关的：在发音测试里表现最好的人和表现最差的人，家庭年收入的差距达到了5.5万美元。据作者猜测，正确发音是他人判断当事人是否受过良好教育的一种手段——让别人知道你受过教育，这很重要。

健康知识

在作者的一项调查中，统计模型以一个35岁、受过四年制大学教育的人为基准，如果15道题中一道也没答对的话，他的健康评分是6.32；而如果全部答对，他的健康评分是6.96。两者的自我健康状况评价相差10%。所以单从统计学上来看，对麸质、碳水化合物、幽门螺杆菌等等健康类知识多了解一点，真的没有坏处。

体育知识

在作者的线性回归模型预测中，把体育运动知识题全部答错的人，平均家庭年收入是3.4万美元；而那些回答完全正确的人，平均家庭年收入是8.5万美元。如此明显的差距可以告诉我们，体育运动知识和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

理财知识

如果说哪一类的知识跟收入水平直接挂钩，你一定会想到理财知识。的确如此。调查显示，在回答包含了福利、通货膨胀和税收等内容的六个问题时，在特定年龄或教育水平的人群中，答对最多问题的人收入就最高，储蓄也最多。同时，理财素养与人的幸福感也息息相关。得分最高者的自我评价幸福感比得分最低者高24%。

文科效应

文化素养，即一个人对于文学艺术等知识的了解程度是教育水平的良好预测因素。但文化知识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小得惊人。文化素养好的人，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主修文科或艺术系，主修这些学科的人，往往收入要比同等教育水平、主修理工科的人要低。这被称为“文科效应”。但此时金钱就不该拿来作为衡量尺度了，对于一个能够欣赏伟大文学、艺术、电影作品的人来说，这些体验带来的价值不言而喻。

三、无知的世界，你如何成为赢家？

1. 社会创造“低求知障碍”的环境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达克效应裹挟的世界里，公众对自己的无知不知情，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所以营销人员、设计师、沟通者等等群体必须把这一点作为自己工作的考虑内容。这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在无形之中抬高了社会的“求知门槛”：比如让人看不懂的图标、复杂的合同单、说明书等等，这都是可以人为避免的问题。

比如美国行业出版物《国家石油与润滑油新闻》为了普及频繁更换机油所带来的好处，为车窗贴纸提供了如下建议范本：

“这是你的引擎在说话。请给我换机油吧，现在就换，比以后买台新的发动机要便宜得多。你老婆也说过，别忘了今天就换机油……”

2. 个人获取信息应当“平衡理性”

当今的新闻得益于在线调查的速度和便利性，但这不一定会带来更见多识广的受众。2012年，费尔里·狄金森大学的一轮调查显示，福克斯新闻台的观众对当前新闻事件的了解比没有关注新闻的人还少。因为福克斯新闻台的观众把本台作为自己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而在一些批评家眼里，福克斯新闻台是一家有偏见的传播平台，他告诉观众本来就相信的事情，好使之安心。这就导致了这些观众获取的信息一直是单一且有限的，后来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福克斯新闻台效应”。

所以作者呼吁，个人获取信息的来源不要过于单一，不要看太多新闻或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另外，改变你的浏览器偏好设置，不要在不由自主中把时间交给那些只想抓人眼球的网络运营商。

3. 公共冲突靠协商化解

在达克效应的作用下，大部分信息匮乏的选民不仅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状况，还不爱思考，更喜欢坚守自己的观点，这就使得公众的智慧无法达到理想程度。在遇到公共冲突时，看似公平和民主的投票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怎样应对这种状况呢？作者提出协商的方式要好过投票的方式。进行民意调查或者小组讨论，把真正与事件相关的人集中起来，坐在桌子旁坦率地表达担忧或意见。或者在民意调查之后，跟进一轮类似于市民会议的大型小组讨论，并对相关事务进行突击式培训，这叫作“协商式民调”。以上方法都能更好地获得参与者的有效意见。

4. “狐狸式”的广博优于“刺猬式”的专精

古希腊诗人阿尔基罗库斯曾说过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重要的事。”

这句含义暧昧的话，给了后人无限的注解机会。1953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给了它一个很现代的解释：刺猬是一个专家，能把所有事情都跟重大核心概念联系起来；而狐狸是个多面手，对各种方法保持开放的心态，对彼此矛盾的观点也能理性处理。

而本书当中展现的调查结果显然为“狐狸”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广博的知识摄取真的有其效用。

作者在结尾提到了一个问卷调查：

“如果有一个按钮，按下去能让你变成百万富翁，但会随机地害死一个陌生人。没有人知道你要为此负责，你也不会被控有罪。你会不会按下这个按钮？”

还记得我们最一开始提过的“五分之一法则”吗？果然，有五分之一的接受调查者表示自己会按下这个按钮。在常识性知识测验中得分偏低的人有更大可能按下这个按钮，而说不出“9·11”世贸中心恐怖袭击发生在哪一年的人几乎是最有可能按下这个按钮的人（36%）。

今天，狐狸式的哲学正在接受“云端”的挑战，我们以为只要了解自己谋生领域的知识技能就够了，其他的一切都在云端，可随时取用。但当我们对大部分事情都只“知其然”，而对其“所以然”没什么概念的时候，这种无知的余孽会波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能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牵动别人，影响世界。

结 语

终身学习，多去获取不同类型的知识，不仅是我们获取财富与健康的手段，这种行为本身还塑造了我们的直觉和想象力。

已知的事实是连接不同个体、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参考点，是我们产生观点甚至梦想的基础，也让我们变得更加睿智，更加谦逊，知道自己如何还能变得更好、更加强大。

当你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谷歌一下”的时候，有一样东西你永远都搜不到，那就是你自己应该搜索什么。